就在一间由这肮脏的玻璃窗照明的阴郁的房间里,在一张布勒 [5]手制的老式书桌前面,坐着一个枯槁高大的人,根据政治原则,他头上依旧戴着敷粉的带辫子的假发;不过他也不加隐讳地愉快地说,不敷粉的短发其实更舒适便利。这位为原则而自我牺牲的殉道者如今已到了风烛残年。这就是德·毕洛朗侯爵。亡命国外时期,他曾经是那位至尊人物的忠实伙伴;这位至尊人物在权势极盛之时,竟没有对他的许多宠臣称之为三十年的老友的这样一个人给以提携关注,人们认为这应该是他感到惭愧的事情。经过多次请求,又多次为之受屈忍辱,德·毕洛朗先生最后才被任命为某地一名财政税务官。
为求得一官半职,经过多少难堪的事,一直未能如愿,最后才弄到这么一个财政官儿,德·毕洛朗先生对他毕生为之效忠的王族愤愤不平,从此也就万念俱灰了。但是他对他的原则却一如既往,始终坚守不渝,视为他终生都要信守的原则。他常常说:“并非查理十世人好才是我们的国王。不管好不好,他终究是路易十五的儿子法国王储之子:问题就在这里。”在小范围的聚会中他还要说:“王位合法继承人如果是一个傻瓜,难道也是王位合法继承权的错?我是一个笨蛋或者一个坏蛋,难道就是我的佃农不给我缴租子的理由?”德·毕洛朗先生对路易十八深恶痛绝,他常常这样说:“这个头号自私自利者也赋予革命某种合法性。凭他,叛乱似乎也有值得称道的根据了。”他还说,“对于我们来说,叛乱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它也能把弱者卷进去。”在吕西安被介绍给他后的第二天,他就对吕西安说:“不错,先生,王冠是一宗财产,是终身享受不尽的幸福,但是不论在位的王位持有人做什么都不能使王位继承人承担义务,即使宣过誓也没有用;因为在他设誓的时候他还是臣民,他这时不能拒绝他的国王。”
就像一般年轻人一样,吕西安非常注意,甚至是满怀敬意地听他讲这类事情以及别的事情,不过他也十分小心不要让他有礼貌的态度逾分以致变成赞成同意。“我嘛,我是平民、自由派,面对这种种虚荣偏见,除非我站出来反抗,或许我能算一个什么,否则我什么都不是。”
这时杜波列走了过来,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接过侯爵的话头说话,他说:“经过像上面讲过的那些情况,人家就要把某一个聚居区域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居民。这就是所有自由派的最终目标。在目标没有达到之前,民法承担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一律造就成小资产所有者。有哪一家贵族在族长死后能经受得了持续不断的析产?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的孩子还有出路,因为民法鼓吹财产平等——我呀,我真想说这民法简直像地狱一样叫人活受罪——所以征兵制度就把平等原则也带到军队里面去;在军队里升级也要根据法律;君主政权的恩赐不起作用了,不算数了;何必取悦于国君?所以,先生,这个问题提出之时,也就是君主制度灭亡之日。再从另一个方面看一看,那又怎么样呢?伟大的遗产继承制度被取消,君权从此也就宣告完结。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来,留下来的只有存在于农民中间的宗教;因为,没有宗教,根本谈不上对富人和贵族的尊重,没有宗教,剩下来的只有怀疑一切、重新审查一切那种可怕的精神;丢掉了尊重,嫉妒就代之而起;这样一来,只要有一点不公平,好,那就造反。”德·毕洛朗侯爵这时开口说道:“所以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耶稣会教士召回嘛,再花上四十年工夫根据一项法律把教育垄断权统统交给耶稣会教士去掌管。”
有趣的是这位侯爵一面坚持他这个主张,一面又自命为爱国者;在这一点上,比之于老浑蛋杜波列,他不免逊色多了。杜波列那天从德·毕洛朗先生公馆出来,曾经对吕西安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公爵,百万富翁,宫廷贵族,他就根本用不着考虑他的地位是不是合乎道德、普遍幸福这一类好听的名目。他的地位、立场永远是好的;所以应该尽力保持他的地位,并不断地改善加强,否则舆论反而看不起他,说他是懦夫或傻瓜。”
用认真而有礼貌的态度去听这一类说教,不论这种说教多么冗长也不许打呵欠,这就是吕西安sine qua non(唯一的)义务,也是南锡上流社会赏赐给他大恩大德、容许他到他们中间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天夜晚,在回家的途中,他差一点站在马路上就睡着了,当时他是这样想的:“必须承认这些人比我身价高贵百倍,居然肯赏光用最高贵的讨好方式来同我谈话,这的确是好事,可是这些狠心的家伙,把我真折磨得快死了!真受不了啊!不错,回到我的住处,我可以上到三楼我的房东博纳尔先生家里去坐一坐;说不定我在他家还能见到他的外甥戈提埃。戈提埃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一见到你,就要抬上种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来炫耀一番,不过涉及的问题都有点枯燥乏味,讲到激昂慷慨处,问题的单纯性要求的表达方式就不免生硬粗暴。粗暴又能把我怎么样?真理也得允许人家打呵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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