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穿越了七月王朝统治下社会的各个阶层,见识到贵族的做作、资产阶级的虚伪、共和派的狂热,认识到政治与理想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政治从上到下全靠谎言支撑:“一个行会组织或者一个人总有一个根本性的谎言不得不维持,那情形就是这样。从来也没有纯粹的、单纯的真理呀。”(第三十九章,410页)“真实”只属于信仰缺失、身无立场的人。然而,这个幻灭的过程不是以苦涩或愤怒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喜剧来呈现的。
司汤达年轻时的梦想是成为像莫里哀一样伟大的喜剧作家,可是他逐渐发现共和制下喜剧不存,喜剧只有在大革命之前的君主制社会才能存在。他认为路易十四时代的人热爱欢快喜剧,从国王到平民都性情率真、不惮俗礼,甚至被低俗滑稽的闹剧逗得哈哈大笑;而在他所处的十九世纪,人们在金钱、政治、党派的争斗中变得虚伪冷漠、阴郁沉重,在生活中处处生硬刻板,已经丧失了欣赏喜剧的无忧心境和雅致品位。他在1811年写道:“我一直是赞成法国大革命的,尽管它带来的好制度仍有一点被革命爆发的烟雾所遮掩。只是近来我依稀感到大革命把‘欢快’从欧洲驱逐出去了,也许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1]资产阶级社会地位上升,成为剧院的观众,导致的结果便是:“自从大革命之后,剧院的观众都变蠢了。” [2]他赞成斯塔尔夫人的观点,认为政治自由与笑无法共存:一旦有党派之分,笑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攻击报复色彩,而带有政治意味的笑就不再是愉悦的笑,而是尖锐的武器;粗暴短浅的政治利益代替了诗人所追求的精致趣味。他发表文章《喜剧在1836年不可能》,宣告喜剧的末路:“自从民主制让无法理解微妙感觉的俗人坐满了剧院,我就把小说视为十九世纪的喜剧。” [3]
《红与白》可说是司汤达唯一的喜剧小说(roman comique),实现了他早年的喜剧梦。从巴黎到外省,从宫廷到市镇,小说勾勒出滑稽的人物群像,呈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喜剧:七月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社会整个就是一场闹剧,连国王也参与其中。吕西安的所见所闻都被冠以“喜剧”之名:资产阶级表现出“不变的装腔作势以及故意作出来的和蔼善意”;贵族思想贫乏,行为言语都矫揉造作:“这些先生当中最可爱的人物手头现有的玩笑不过那么八九个。”(第十二章,165页)德·桑雷阿侯爵因言行激进,成了南锡保王党的领袖,却因重复的表演显现出精神上的匮乏:“这位好样儿的侯爵仍然有他叫人无法忍受的地方;他听不得路易-菲力浦这几个字,一听谁说出这个名字来他就尖声怪叫,大喊‘贼,贼,贼’。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征。南锡大多数贵族太太每次听到他这样惊呼怪叫都要笑个不止,而且一个晚上常常要笑上十次。吕西安对这种没完没了的大笑和胡闹十分反感。”(第十一章,164页)
失势的贵族以不断重复的戏谑取笑来掩盖内心的恐惧与失落:“这些人即使笑,也在装腔作势;他们在最开心的时刻,心里想的仍然是九三年。”(第十二章,165页)德·夏斯特莱夫人的父亲图谋女儿的财产,为了阻止她和吕西安来往,与邮局局长达成密谋,扣押女儿的信件。小说对他们冗长的对话隐而不表,猜测读者一定会感到厌烦:“因为这种喜剧人们至今已看了四十年,一个自私自利的老侯爵和一个职业信徒之间的对话所表现的一切,难道还想象不出来?”(第四十章,418页)
巴黎的显贵阶层更为文雅精致、漂亮入时,但愚蠢与贪婪的本性却丝毫未减。在吕西安看来,外省贵族是“乡下的喜剧演员”,巴黎剧院包厢里坐得满满的女人也像是“乡下女戏子”。德·韦兹部长为了讨好老勒万,假装赏识信赖吕西安,“无异于乡下的蹩脚演员,表演得太过火了”;而有趣的是,部长也颇有自知之明:“心里也明白,自己扮演这个角色未免太出格了。”(第四十二章,457页)吕西安的同僚戴巴克虚伪狡诈,而且性格不幸表现得过于明显:“在这副面孔上,你就看不到别的表情,所能看到的只有硬装出来的彬彬有礼的样子和让人想到达尔杜夫那种天真善良的表情。”(第四十三章,460页)葛朗代先生的夸夸其谈是“一个蠢材竭力模仿孟德斯鸠,故意说出来的机智、深奥的词句,他对于涉及他的处境的话,一个字也听不懂!”(第六十四章,750页)巴黎名媛葛朗代夫人有着“贵族式的美和模仿来的优雅风度”,刻意模仿斯塔尔夫人,“我敢打赌,她从三法郎一本的小册子里收集了不少名言警句。”(第四十三章,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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