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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喜剧小说”

老勒万是司汤达笔下少见的宽容开明的父亲形象,他的性情和人生准则也深刻地影响了吕西安。两人的性格,从本质上来说是欢快爽直的。全书中父子俩最常见的举动便是“笑”,既有开怀大笑,又有心中暗笑,更多的时候则是面对他人的丑态强忍住笑。吕西安初到南锡,向省长弗莱隆先生买马,见到这位像上过浆一般僵硬做作的人物,“唯恐当着这位大人物的面失声笑出来,一时被弄得手足无措。”(第四章,50页)他听说南锡名医杜波列博士在城中神通广大,“是一个很值得见一见的大阴谋家”,便以生病为由,请他前来结交。“这位杜波列先生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物,他对自己这种亲昵、不拘礼、鄙俗的作风很是扬扬自得,好比猪在人们面前只顾其乐无穷地在污泥中打滚一样。”(第八章,112页)有天杜波列博士谈兴正浓,一听到五点钟敲响,就摆出严肃虔诚的态度,要去礼拜堂参加晚祷。惺惺作态引发吕西安的大笑:

吕西安失声大笑。马上他又懊悔不该如此,连忙请求博士原谅;但忍不住的狂笑直往上涌,他简直无法控制,憋得他眼泪也流出来了;最后,因为笑控制不住,竟哭了起来……他希望博士继续解释下去,竭力忍住笑,把心里要冲出来的笑强压下去,以致喘不过气来。(第九章,128页)

吕西安听着博士给他讲的这些重要史迹,断定别人这时一定在注意看他,他唯恐控制不住又要发疯似的笑出声来。(第九章,132页)

吕西安为了接近德·夏斯特莱夫人,到苦修会礼拜堂晚祷。贵族认为他思想正派,对他好感倍增。他小心翼翼扮演信教的角色,大获全胜:“憋了一个多小时都不敢笑出来,现在尽可以放声大笑了。”(第十章,135页)紧接着,他又在贝尔序家中看到资产阶级的可笑做派:

贝尔序先生见吕西安来了,就对他太太——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块头妇人说:

“我的小宝贝儿,给勒万先生端一杯茶来。”

贝尔序太太没有听见,这句带有“我的小宝贝儿”的话贝尔序先生重复了两遍。

吕西安不禁心里想:“这些人真是好笑,怎么怪得了我?”(第十一章,152页)

他听着琐碎无聊的谈话,百般煎熬,看表才过了二十分钟。这一细节与老勒万面对野心勃勃的葛朗代夫人的态度形成呼应:老勒万听着她委婉曲折的长篇大论,不时看着壁炉上的钟,计算她讲了多少分钟。听到她为丈夫谋求部长职位的要求,阴沉着脸保持沉默,实际却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使自己没笑出声来”。他故作严肃谈完话,“勒万先生这句话一说出口,便想大声笑个痛快,他怎么也忍不住了,没法子只得一走了之。”(第六十一章,723—724页)

司汤达的小说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参照,但作者刻意模糊处理小说的政治指涉,首先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是政府官员,不应发表过于强烈的反政府言论,他甚至决定在担任领事期间不创作作品。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将文学作品粗浅化,降格为政治讽喻的工具。过于露骨的政治讽刺会削弱小说的文学性。如果读者能够对号入座,辨认出小说人物在现实中的原型,作品就变成了讽刺攻击的政论文章,而非予人愉悦的文学作品,“报刊的脚手架有可能遮住小说的建筑” [4]。因此,司汤达从不生硬地照搬现实中的素材,而是运用想象加以转化变形。他在构思小说时常以某个真实的人物作为原型,却又能移花接木,使之脱离真实的参照,融汇在虚构的背景之中。“写给我自己。我写下这些名字,用来引导想象。出版这些傻话时用星号替代名字。”“我仿照我觉得有意思的画家的习惯,依照模型写作;然而还要仔细去掉过于明显的影射,以免有讽刺之意。醋本是很好的东西,但若和奶油搅在一起,那就把什么都给毁了。” [5]

小说需要一种独特的目光与笔调,将现实材料转化为小说材料,它便是司汤达的“喜剧化”(komiker)艺术。小说家敏锐地观察到社会上的种种怪象与谬误,又以滑稽调侃来消解政治的昏庸与现实的沉重。荒唐时世的众生,引发各种各样的笑:虚情假意的笑,矫揉造作的笑,苦涩的笑,自嘲的笑……小说以笑消解了严肃的价值,将一切追求、一切立场、一切严肃道理都拿来取笑。为国效力的理想也好,追名逐利的野心也好,都在玩笑调侃中被一一消解。真实的社会现象由此摆脱过于尖锐的现实指涉,提升到小说虚构的层面,具有了更为轻灵也更为宽广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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