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波列一到巴黎,就沉湎在对巴黎令人惊叹的豪华富丽的叹赏之中。他心里立刻就产生了享受这种富贵生活的强烈而混乱的欲望。他看到贝里耶先生受到贵族阶级和那些大资产者的崇敬,帕西 [2]先生在大宗生意和国家财政预算数字上根深叶茂而基础雄厚;法国的大多数人,但愿有一个让他们付出较小代价的昏君或总统的芸芸众生,并不理会谁来代表他们。
“他们不会长久这样下去的,因为他们连选举一个议员也办不到。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五年了……我要做法国的奥康内尔 [3]、科贝特 [4]。我不必谨慎从事,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独特而强有力的地位。我不许有个对立面站在我面前,除非……也许十年之内……所有国民自卫军军官都能成为选民。我现在五十二岁,咱们到时候再看吧……据我看,他们会走得更远,我的卖价不过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终身职务罢了,然后我就躺在光荣上享我的清福。” [5]
这个新型的圣保罗 [6]两天里就拿定主意,决定改宗,但如何改法,却是一桩难事;他想了不止一个礼拜。主要的问题在于不能白白地把宗教信仰一丢了事。
最后,他找到一面旗帜,一面易于为公众所理解的旗帜,这就是去年轰动一时的《一个信徒的话》,他把这部书当作他的福音书,并央人介绍他去见德·拉莫奈先生,还要做出一副怀有热烈信仰的姿态。我不知德·拉莫奈这个品质恶劣的门徒是不是没向这位布列塔尼名人 [7]表示忏悔就获得这样的声望,总之,他最后确实成为热爱自由的战士和教皇的崇拜者。自由往往有一个伟大的灵魂,甚至有点轻率,想不到去问问别人:“你从哪里来?”
前一天,他在议会里备受攻击,右派报以大笑,资产阶级和贵族则投以沉重的冷嘲热讽,他却有办法手舞足蹈、挤眉弄眼地在发言中塞进这么一段自我崇拜式的自白:
“我听说有人攻击我表达思想的方式,攻击我演说时的手势,还攻击我登上这个讲坛的姿态。这种战术并不高明。不错,各位先生,我五十二岁才第一次看到巴黎。但这五十二年,我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呢?在外省一处府邸里,有仆役侍候我,有公证人陪伴我,还在府里招待教区神父吃饭,是吗?不是的,不是的,各位先生,我这漫长的岁月是在了解各种人、了解各个等级、援助穷人的过程中度过的。我降生到人世,只有几千法郎遗产收入,我坚决地把这些法郎都用于接受教育这个方面。
“我二十二岁从大学毕业出来,做了医学博士,当时连五百法郎的资本也没有。今天,我富了,但这份财产是从一些有价值、有能力的竞争对手的手中争夺得来的。这份财产是我挣来的,先生们,我并不像我那些漂漂亮亮的竞争对手那样,毫不费劲地就在这个世界上打开了局面,我大量地出诊,开头只挣三十个苏,后来挣三个法郎,再后来挣十个法郎,我承认:我感到惭愧,我没工夫好好学习跳舞。所以,今天,我要请漂亮的舞蹈家兼演说家先生们对我这个不幸的乡村博士缺乏优美的体态痛加鞭挞了。这确实是一次辉煌的胜利!这些大人先生,当他们学习美妙的语言和谈话艺术的课程,还没有在雅典娜神殿 [8]或法兰西学院发言的时候,我正在大雪覆盖的山间,深入到一家一家的茅屋里访贫问苦,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在这里,我是十万非选民 [9]的法兰西人的代表,在生活的历程中,我和他们谈过话,不过,这十万法兰西人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对优美风度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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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西安注意到,在当选的议员名单中有杜波列先生。有一天,杜波列先生忽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使他大吃一惊。吕西安跳了起来,跑去拥抱他,两眼不禁热泪盈眶。
杜波列也激动得不能自已。要不要到吕西安办公室来,他犹豫了整整三天;到勒万这里叫人通报之前,他感到害怕,心猛烈地跳个不停。一想到这位青年军官倘若知道他为了从南锡赶走勒万而搞的那一手,他就不免心惊胆战。
“他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会杀死我。”杜波列搞起阴谋诡计来,既机巧,又想得出办法,又有鬼点子,可惜缺乏勇气,这是他最可怜之处。他牢固掌握的医术居然为法国一种罕见的卑鄙目的效劳,他的想象力在他心目中展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系列对准人家屁股狠狠打击的拳脚而已。所以,他最怕吕西安的就是对付人的那种药方。为了这个缘故,他到巴黎来了十天都不敢去找吕西安。为了这个缘故,他宁可到吕西安办公室去(虽然在那样的公共场所,周围有许多仆人和接待员),也不愿到吕西安家里去。前天,他相信自己在一条街上看到吕西安,不料他掉头就走,穿到一条横路上溜之大吉。
“总之,”他的鬼聪明提示他,“噩运一定要来(他甚至听到打耳光或踢脚的声音),宁可到房间里去,也不要让人看见(千万不能在街上)。在巴黎,我迟早总要碰上的。”
拆穿了说吧,杜波列尽管小气,又怕弄兵器,还是买了一对手枪,这时他衣袋里就装着两把手枪。
他对自己说:“大选期间,各种各样的仇恨都给掀了起来,勒万先生很可能收到一封匿名信,于是……”
可是吕西安正两眼含着热泪拥抱他。
杜波列想:“哎呀!还是老样子。”在这一刹那,他对我们这位英雄轻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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