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不止一个江湖郎中,”共和派戈提埃答话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几个病人上门,他搞出一种药剂的配方,到药剂师那里亲自动手配起来,两个小时以后,拿到病家去看看这药吃过以后效果怎样。现在他搞政治,和他以往行医做生意一模一样;他本应当上省长。这人虽然已经有五十岁,他的性格从基本上说还是好动的,并且像小孩子那样生气勃勃,定不下来。总之一句话,一般人感到为难不愿干的事,他偏偏爱得要命,这就是做工作。他感到需要说话,需要去说服人,需要制造出一些事件来,需要去战胜困难,知难而进,他有这个需要。他可以一口气跑上五层楼给一个雨伞制造商的家务事提出什么忠告建议。如果正统派王党在法国有两百个像他这样的人,而且知人善任的话,我们这些共和派的人,政府对付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了。你还不知道,杜波列确实能言善辩;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像一个小孩那样什么都怕,胆小如鼠,他可真是一个危险人物,即使对于我们,也是很危险的。地方上整个贵族阶级都由他支配,由他玩弄在股掌之间;我们的主教的副手,耶稣会教士雷伊先生的信贷是他在那里操纵;一个星期前,有一宗投机买卖,这我以后再讲给你听,他就从副主教雷伊那里得到不少好处。我给你详细说说他的手法,因为他是我们那份《黎明报》十分凶恶的敌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这个不知疲倦的人物早就全神贯注在那里准备,他可以让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有一两个获得通过,只要省长弗莱隆愿意让他搞垮我们的《黎明报》,并且把我投入监狱。因为他知道我厉害,就像我也知道他厉害一样,我们曾经有机会在一起辩论过。他比我多两个有利条件:他有口才,人又有风趣,在他这一行,他算是第一流人物,这是没话说的;他可以说是法国东部地区最高明的医生,这是有根据的,人们常常指斯特拉斯堡、梅斯、里尔这一带是法国东部;他三天前刚刚从布鲁塞尔回来 [21]。”
“这么说,你曾经问过他你病得是否危险啰?”
“我当然不会去问;良药服用不当,也会把《黎明报》仅有的一个主编夺走,何况他说过,这个主编也许真让魔鬼附了身。”
“你是说人人都有勇气?”
“毫无疑问;甚至比我更有才智的人都不知有多少;但是对法兰西的幸福,对共和国满怀着始终如一的热爱之情,却并非人人如此。”
吕西安从善良的戈提埃这里终于也尝到巴黎青年叫作“涂上果酱的面包”的那种味道,也就是关于美国、民主、省长由中央政府从议会成员中挑选这类乏味的说教,如此等等。
吕西安听了这种印在所有出版物上的议论,想道:“杜波列和戈提埃之间,在精神上是多么不同!后者的正直与前者的狡诈,也许恰好旗鼓相当。我虽然深深敬重他,不过我困极了,真想睡觉。从此以后还能说我是共和派吗?对我来说,这正好证明我是不能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的人;任何一种平庸,对我也是暴政,即使是最值得尊重的平庸,我也不能态度冷静地去忍受。对我来说,一个阴险狡猾而有风趣的首相,如沃尔浦尔 [22]或德·塔列朗先生,是需要的。”
这时,戈提埃讲了下面一句话就结束了他这篇演说:“但我们法国缺少的恰恰是美国人。”
“到鲁昂 [23]或里昂去找一个小商人,贪鄙而且缺乏想象力,那就是你所需要的美国人。”
“啊!你真叫我伤心!”戈提埃叫了起来。他站起来,怏怏而去。这当儿时钟敲了一点。
掷弹兵,掷弹兵,你真叫我伤心! [24]
戈提埃走出去以后,吕西安就这样唱起来,“不过,我还是真心敬重你的。”后来他又想:“博士来访,正好是我父亲来信的注解……既然狼嗥了,就得有狼跟着一起嗥叫。杜波列先生显然想叫我改变信仰。好吧,好吧,就改变信仰,让他们高兴高兴……我刚才已经找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把这批坏蛋逼到墙角:对他们的神圣教义,对他们向良心发出的伪善的号召,我用这么一句谦逊的话作为回答:请问你用什么来回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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