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梅里美
贝尔不论在哪方面都与众不同、独具特色,在这个毫无个性、千篇一律的时代,这确是可贵的品质。贝尔自命为自由派,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却是个十足的贵族派 [2]。蠢人蠢事,他不能容忍;他对他所讨厌的人报以嫌恶,可是终其一生究竟谁是坏人、谁是讨厌的人他并没有能够分辨清楚。他对法国人的性格非常鄙视,人们指责我们伟大的民族有种种缺点:轻浮,莽撞,言而无信、行而不果,这无疑是不正确的,可是经过贝尔能言善辩的嘴巴一说,这些缺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其实他自己在更高的程度上同样也有这些缺点;即以莽撞这一点来说,有一天,他从X地寄了一封密码信给M,居然把密码封在同一封信里寄出去了 [3]。
他整个一生都处在自己的想象的支配之下,他的举动行事无不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总是受到热情的鼓动。可是他又自鸣得意地说他的行为没有不是遵从理智行事的。他说:“必须全部让逻—辑来指导自己”,说到这逻辑两个字他还要在两个字中间加上那么一个停顿。但是,别人的逻辑如果与他自己的逻辑不一致,他又不能容忍。其实他也并不因此就与别人争辩。他对别人的信念似乎是尊重的,不了解他的人,总以为这是出自一种过分的骄傲。为了结束争论,他常常说:“你是猫,我是老鼠。”
……他是一个没有宗教观念的人,如果说他有宗教观念,那就是他对造物主满怀愤懑怨恨之情。他说:“上帝之所以可以原谅,是因为他并不存在。”有一次,在P夫人家中,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种创世说:“上帝是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技师。他日夜忙于他的工作,寡言少语,不停地创造,一会儿创造出一个太阳来,一会儿又创造出一颗彗星来。有人对他说:你把你的创造发明都写出来吧!不该让它湮没掉呀。——他回答说:不,不;距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让我的创造逐步完善起来,到那时候……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一命呜呼了。人们连忙去寻找他唯一的儿子,这个儿子当时正在耶稣会教士那里念书。这是一个温驯而好学的孩子,但对于机械学却所知无几。人们把他带回到他已故的父亲的工场里来。——‘干起来吧,制造吧!问题是必须治理这个世界呀。’他被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他问:‘我父亲过去是怎么做的?’——‘他就是让这个轮子转起来,这个他搞出来了,那个他又做好了。’他也让轮子转起来,机器于是七扭八歪地开动起来了。”
……他对拿破仑怎么看,很难弄得清楚。他对人们提出的看法,几乎总是持相反的意见。他有时在谈话中把拿破仑说成是一个醉心于盛装华服的暴发户,行事始终缺乏逻—辑这个准则。有时他又对他颂扬备至,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他有时像顾里埃那样好批判挑剔,有时又像拉斯·卡兹 [4]那样对他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他对帝国 [5]时期许多人物的评价,也像对他们的主子拿破仑的评价一样变化不定。
接近皇帝的一切,每每受到皇帝的鼓舞激励,对皇帝的这种魅力,贝尔倒是赞赏的。他说:“我也是这样,我也怀着满腔热情。我奉派去不伦瑞克征收五百万特别税。我弄回来七百万,可是我差一点让暴民给结果了性命,因为我热心过头,激怒了老百姓。但皇帝问起这件事是哪个助理稽查官承办的,并说:‘办得好。’” [6]
我们喜欢听他讲述他追随皇帝参加过的那些战役。他讲的和官方记载根本不同……
从莫斯科大撤退 [7]时,他并没有怎么过分地饿过肚子,不过,那时候究竟吃些什么,怎么个吃法,他却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他只记得曾经花二十法郎买到小小一块油脂的事,他怀着极大兴趣回想起这一小块油脂。
他从莫斯科带回一本红色摩洛哥山羊皮精装的伏尔泰《故事集》,这是他在一幢被大火烧着的房子里弄到的。他的同伴认为这样做未免有些轻率:这样就把一套精美版本的书给拆散了!他本人也因此而感到懊悔。
有一天早晨,那是在别列津纳河 [8]附近,他胡子刮得光洁清爽,身上也穿得齐齐整整,去见D.先生 [9],D.先生对他说:“你刮了胡子嘛!你是个勇敢的人。”
……我不知道有谁听到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评能像他那样优雅大度、彬彬有礼。他的朋友和他谈话一向无所顾忌。他曾经多次把他送给V.J. [10]看过的手稿又拿给我看,送到我手里来的手稿往往在稿端批有这样一些批语:“讨厌,简直是门房的文笔”,诸如此类。他的《论爱情》出版了 [11],V.J.也对这本书大加嘲笑(其实,那是很不公正的)。但这样的批评从未使他和朋友的关系受到什么不好的影响。
他写得很多,在作品上花去的时间很多。不过写出来的作品他并不去修改,他不停地改动的只是他的构思计划。如果他准备改动初稿上有缺点的地方,那准是为了另外再写出几稿;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试图变换他的风格。他的稿子不论怎样涂改,人们仍然可以说,他的稿子始终是一气呵成的一稿。
他的书信富有魅力,就像他的谈话那样迷人。
他在社交活动中,情绪愉快,有时简直有点疯魔,太不拘小节,即使感情冲动起来也在所不计。他经常态度不大好,出言不逊,但永远富于机智,有独创性。不论对谁他都不注意方式方法,可是他又很容易被别人并非出于恶意的话语所刺伤。他曾经对我说:“我是一条喜欢闹着玩的小狗,可是人家竟伸出尖牙来咬我。”他忘记他自己有时也咬过人,而且咬得相当狠。这是因为他一点也不理解别人对人对事可能持有与他不同的看法。譬如他从来就不相信可能有真正虔诚的信仰。在他看来,教士和保王党人从来都是伪善的人物。
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意见经他一说简直称得上放肆的异端邪说。他有些判断在今天看来就像《德·拉帕利斯先生》 [12]那样已是人所皆知的真理了。过去,当他把莫扎特、契马罗萨 [13]、罗西尼置于我们年轻一代喜歌剧作家之上的时候,曾引起过轩然大波。那时人们群起而攻之,说他缺乏法国人的感情。
在绘画方面他企图按照意大利人的观点做出判断,其实他的见解仍然是非常法国式的。他以法国人的观念来评价绘画大师,也就是说,他是从文学观点来进行评价的。他像研究戏剧那样研究意大利画派的绘画。这依然不出法国的判断方式,在法国,人们既缺乏对形态的感受力,对色彩,那种与生俱来的趣味也不具备。热爱并理解形态与色彩,必须具备特殊的敏感,还需经过长期的训练。贝尔赋予拉斐尔一幅圣母像的是戏剧性的激情。我始终怀疑他真会热爱伦巴第画派 [14]和佛罗伦萨画派 [15]的大画家,因为他们的作品让他想到的无疑是这些大师原来未曾想到的。这完全是法国人按照思想去判断一切的固有本色。何况形态的精微奥妙或色彩的千变万化的效果更非语言所能曲尽其妙。正由于缺乏表达感受到的事物的能力,人们才去描绘其他能使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感受。
我发现贝尔对建筑不甚注意,相当冷淡;关于建筑艺术,谈起来他总是引用别人的观点。我相信我曾经告诉他如何区分罗马式教堂 [16]与哥特式教堂 [17],不仅如此,我还教过他如何去观察那两种教堂建筑。他非难我们的教堂建筑气氛忧郁。
他对卡诺瓦 [18]的雕刻,比对别的甚至希腊的雕刻 [19]更能感受领会;也许这是因为卡诺瓦曾经为文学家制作过许多雕刻作品的缘故。他非常注意卡诺瓦在有精神修养的人的头脑中所激起的思想,对比之下,关于卡诺瓦对热爱并理解形态的眼睛所产生的印象,他就注意得很不够了。
诗对贝尔来说,无疑是不可理解的。断章取义地引用法国诗句,在他是经常发生的事。英国诗和意大利诗的音调格律,他都不甚了了,可是对莎士比亚和但丁的某种美,他却的确有深刻的感受,尽管莎士比亚和但丁的美与诗的形式不可分割。他在他的《论爱情》一书中,关于诗说过这句走极端的话:“发明诗句就是为了帮助记忆;戏剧艺术中还保留诗,是野蛮的遗迹。”他非常不喜欢拉辛。我们在一八二〇年对拉辛最大的责难,就是他完全缺乏对“风俗”的描写,或者按照我们浪漫派的行话来说,他完全缺乏地方色彩。我们始终用来与拉辛相对立的莎士比亚,在这方面所犯的过失更严重百倍。“但是,”贝尔说,“莎士比亚最了解人类的心灵。没有人像他那样以令人赞叹的真实性来描绘情欲或感情。他所描写的生活和他笔下的人物个性使他超越于所有剧作家之上。”——那么,莫里哀呢?有人这样问。——“莫里哀是一个老滑头,他不愿意写‘廷臣’,因为路易十四认为那样不妥。” [20]
在生活实践方面,贝尔自有一整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格言,他说,人们一旦发现这些格言适宜可行,就必须正确无误地遵守,这不容讨论。倘若某种特殊情况出现在他这些普遍原理的某一条中,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他才勉强同意进行检查研究。
……像很多人的情况一样,他在青年时期也曾为那种十分糟糕的羞涩感所折磨。对一个青年来说,初次进入某处沙龙,那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情。他总是猜疑别人在注视他,总是担心自己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对我说:“我劝你,你在前厅里,偶然让你采取一种什么姿态,你就以这种姿态走进客厅,别去管它得体不得体,别去管它。就像石像将军一样 [21],一直保持那个姿态不变,直到跨进门去那种感觉消失为止。”
对于如何应付决斗的困境,他另有妙法:“当别人的枪口瞄准着你,你就只消注视一棵树,专心数树叶就行。”
他喜欢品尝佳肴美味;不过,他发现在浪费时间方面,还应包括在吃上面所丧失的时间,因此,他希望早晨能吞服某种药丸一粒,以保证全日不会感到饥饿。在今天,人们贪馋好吃,反而以此相夸耀。可是在贝尔那个时代,一个人所期求的主要是坚强有力和勇敢无畏。如果是一位美食家,那又怎么能去厮杀战斗呢?
帝国警察真是无孔不入,不论什么地方都深入地打进去,并为所欲为;巴黎各处的客厅在谈论些什么,富歇 [22]全都了如指掌。贝尔断定这种庞大的密探活动具有全部魔法一般的威力。因此,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事,他在自己周围也小心戒备、处处防范。
他写出的信件,没有不是签上假名的,什么恺撒·彭贝呀,科托内呀,不一而足。他信上写的发信地点是“阿贝伊”,以代替…… [23]信往往用这类词句开头:“你所发来的生丝均已妥收,现已进栈专候船到启运。”他所有的朋友,都各有固定的假名,称呼他们绝不用其他的名字。他见到过什么人,他在写什么书,他到哪里去旅行过,从来没有人知道。
我想二十世纪的批评家一定会从十九世纪纷纭复杂的文学中发现贝尔的作品,把它们在其同时代人那里所未曾得到的公正评价给予它们。这就如同狄德罗的声望到十九世纪才得到发扬光大,莎士比亚在圣艾弗蒙时代被人遗忘而为后来的加立克所发现一样 [24]。贝尔的书信有一天能够公开出版就更好了;他的书信将使人理解并爱重其人,他的精神和他卓越的品质以后就不会仅仅活在少数几个朋友的记忆中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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