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瓦藏心神如此不安,以致第二天谎称有人请他去打猎。他乘上驿车,前往契维塔韦基亚 [1]准备去打几头野猪。
他有两天工夫可用来考虑问题,不过他十分沮丧:百般猜测,竟毫无所获。有个想法使他无法前进一步:这就是红衣主教没有去罗卡·迪·帕巴林苑参加午餐聚会。他那件红袍难道是个障碍?或者,这竟是使他嫉妒的最可靠的办法?
此后,有几天,鲁瓦藏的神态好像把公爵夫人对他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似的,公爵夫人其实曾三次和他谈起同样的想法。
她几乎每天都请他共进晚餐,而且饭后总和他一起散步,离开其他客人又总有三十步之遥,其他的客人出于对她的敬重,从来不走近来打扰她。
鲁瓦藏心里想:“不过在这种时候,主教一般都不来公馆……”
公爵夫人本来就自然而毫不做作,不久,她就撇开大使夫人的身份,所以,在鲁瓦藏眼里她很快就变成一位只有二十五岁的女子,这在他似乎已习以为常了。叫人猜不透的那个哑谜依然如故:“莫非她发了疯,要不就是她拿我当傻瓜?”至于红衣主教,在与鲁瓦藏相处的时候,他的举止态度倒和他身上的那件红袍相称,他不可能什么都猜不出,竟一天天地和鲁瓦藏交起朋友来了。
我们的主人公起初对公爵夫人流盼而迷人的美目不免朝思暮想,这时他的思想却也往前跨了一步。
“作为一个处世行事知书达礼的男子,我已经尽力照顾她的自尊心,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心极其敏感,不过,我如果再要她说她的心事,那就势必会引起恐惧。要么,我就扮演这个角色,要么,我就什么也不干。”
鲁瓦藏做出这番具有天才闪光的考察后,下决心一定要谨慎行事。
“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红衣主教的眼皮底下,而我并没有想到他,他却天天都和她见面。我处在一个最可怕的敌人的大炮射程之内,而我对他的作战部署却一无所知。我可不容许我去搞一次如此冒险的军事行动。我可千万得牢记那次使我树敌那么多的谈话,我说:圣日耳曼区的人看见黎塞留街 [2]上的人就说:‘老天!这多么粗俗!’黎塞留街上的人见到圣日耳曼区的人说:‘多么缺乏思想!毫无头脑,毫无思想,只有彬彬有礼的外表。’
“如果一个也住在这种住宅区的女人和我说起知心话儿,那的确是个奇迹。我毫不怀疑,我在她的心目中已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如果我让自己采取我以为强有力的行动的话,那将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何况还面对时时刻刻都在专心侦察我是否做出蠢事的敌军!”
鲁瓦藏拼命讨好圣马塞尔男爵,尽力不露声色地向他探听红衣主教的情况,结果一无所获。
“这是一个绝对没有野心的人,”大使馆一等秘书回答说,“他这人又好又单纯……”
“看来,”鲁瓦藏心中暗自寻思道,“圣马塞尔一定在开我的玩笑。”
“红衣主教嘛,”大使馆一秘继续说道,“买彩票中了彩,一大笔钱到了手,这连他自己也惊奇得很,他才三十七岁,中彩票向来只有六十岁的人才会有这种福气。我看,他的目的是不论哪种类型的难堪事都要避免,同任何一派都不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荣任教皇,谁知道三十年内究竟投靠哪个党好……”
这篇议论十分冗长,特别是谈得闪闪烁烁,这里就不去复述了;外交上的那种含糊其词和谨慎措辞,这里就为读者免掉吧。尽管这样,却也无碍于红衣主教继续去追求公爵夫人。他这种追求很有起色,正像人们推测的那样,既有计划,又很慎重。
鲁瓦藏想自行隐退。
“如果我仍然留在原来那种地位上,既不前进,也不后退,面对这样一个富于幻想的女人,我势必要失败,到时候我就陷入无聊的境地,那就太没有味道了,如果这样,她四周的人偏偏讲出来,她听到耳朵里面去,只会把我看成一个雅各宾党人,而不会看成别的什么人。”
鲁瓦藏处在进退维谷之中,一个近于发狂的烧炭党 [3]人忽然引起他的注意。这人就是他在二十年前从莫斯科撤退途中认识的萨维利大公,如今在罗马又见了面。萨维利大公那时是拿破仑的亲信,拿破仑侍卫队最出色的成员;如今成了破产的王公,希望的破灭和时代使他成为法国的一个情绪激烈的敌人。法国没能发动战争,没能把自由带给意大利,对这一条,他是决不能原谅的。
“我亲爱的朋友,”鲁瓦藏笑着回答说,“你那些阔佬伙伴哪一位给过穷朋友一百万呢?当然,有人送过这样的礼金当然再好不过,可是不幸得很,这种风气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人一文不名,心里偏又想有一百万,那就得想办法赚到这个数呀。咱们的大宪章上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法国付出一千具尸体的代价啊。这代价未免太大,我承认这一点,不过,要有所得,就要有所失才行呀……”
鲁瓦藏总是避着萨维利大公,大公这个人不可等闲视之,不过十分难缠,令人厌烦。萨维利觉得鲁瓦藏人很有趣,也不像别的法国人那样喜欢嘲弄人,他总抱怨法国人,怪法国没有给意大利送那一份厚礼。有一天鲁瓦藏和他一起在平契奥散步,可是人家说话他却不去细听。
萨维利说:“我之所以留在这个可厌的国家里不走,是因为我是罗马烧炭党特务部的头头。”
这话不禁使鲁瓦藏精神为之一振。
“我敢保证你们那个特务部什么也不知道。”他笑着说。
“我们缺少的倒不是明察秋毫的眼睛,”萨维利回答说,气色黯然,“我们缺少的是行动的人手。哎呀!只要有那么二三十人,能一致采取行动就好了!穷人只能出力,像我这样;富人得拿出他们的钱来;可是他们太胆小太卑劣……”
“你那个特务部了解些什么,拿出证明来给我看看。”萨维利说完上面那段话后过了很久,鲁瓦藏才开口这样说。
“我们对许多人的个人事迹掌握得很多,但对策划中的行动却所知较少。本周某位大使可能对另一位大使发出照会,但我们不知道。连送给一个文书抄写员可怜巴巴的十个西昆 [4],也往往被查获……”
鲁瓦藏一直听他说下去。
最后,鲁瓦藏问他:“我请你说说你的特长。让我问问你某人的个人情况。我的朋友圣马塞尔男爵在罗马干什么?他属于哪种政治色彩?”
“他是某某公主的情人,这用不着我来说……这位公子年纪已经不小,不过出身非常高贵,最恨法国。圣马塞尔知道了七月王朝的那些诏令之后,立刻到她那里喊了起来:‘啊!我们终于把自由派的这些先生搞掉啦……’”
他讲的这一切很不错,都是事实,毫不夸张,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按时间顺序说的。他讲了很多,而且最后就圣马塞尔男爵的性格得出的结论也恰如其分,丝毫没有夸大。
鲁瓦藏还是不容烧炭党特务部头头有喘息的机会。
“德拉·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打的什么主意,有什么计划?”
“红衣主教年纪不过三十七岁,正像你知道的那样,他这个人的目标从根本上说完全是实现野心;不过话又说回来,正是这块心病几乎已把他磨成一个病人。他三十七岁飞黄腾达,简直使他发了狂。他说过:‘教皇选举大会我参加五次是大有希望的。我是罗马人,非常富有。还有什么人能有更好的前程呢?’在他看来,最美妙的事情,就是经过长期考虑抱定宗旨要争取的最可靠最有利的角色,同时又令人愉快。
“这里有三大派势力,我可真不该让你知道。一派是政府行政官员,他们对现政权是满意的,这一派把所有迫不及待要享有一切的人都包罗在内了;第二派是zelanti [5],这是一批波利涅亚克式的蠢货,毫无实力,不过并没有什么大害;第三派是空谈家,我们这里的这批人,和你们国家的情况一样,他们向现政权献出某种mezzotermine [6],这种 mezzotermine,也确实和改良思想有点瓜葛。‘但是,’空谈派说,‘请同意并委托我们去履行你们的诺言。你们将看到那些许诺对你们并无妨碍。’
“所有的年轻人,所有有才能的人都站在第三派这一边,这一派的首脑人物就是红衣主教马基;这位马基主教,运气真是好得出奇,他自以为就是德拉·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的生身之父。
“在最近一次教皇选举大会上法国已经宣布革除红衣主教马基,这你是知道的。盖拉代斯卡因为在第一次教皇选举大会期间抓到了法国大使的机密,还因为——如果可能的话——他使革除马基红衣主教一个朋友之事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件事对他构成威胁的话——已从法国大使那里给调开了。
“盖拉代斯卡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极大的危险性——你无疑已有所闻——就在于人们可能推想他爱上了公爵夫人。(说到这里,鲁瓦藏加倍注意,心儿不禁怦怦直跳,他力图让自己显得更加冷淡而无动于衷。)这危险的确大得很。盖拉代斯卡打算通过给公爵夫人找一个情人的办法把危险伪装起来。请相信他势在必然地让这种爱情公开化。所以,他一定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情人的知心朋友,至于这种友谊他也公开宣告,毫不隐讳。
“马基,他是不会猜疑的。他早就知道盖拉代斯卡暗中搭上了班迪妮小姐,那是非常秘密的。这位班迪妮小姐出身高贵,但家境贫寒,他爱她爱得简直发了狂。他手段可高明啦,通过这位班迪妮小姐的忏悔师,又通过C公主的忏悔师,C公主就是盖拉代斯卡的姐姐,公主居然请这位班迪妮小姐到她家中担任她的首席伴娘。正好在这段时候,红衣主教盖拉代斯卡搬进他姐夫的府邸居住。你看,就这样,事情安排得头头是道、体体面面。但这类辩护并不适用于一个党团,这么办只不过把精明人的眼睛遮起来,不让他怀疑谁对公爵夫人产生了爱情,如此而已。所以红衣主教才迫不及待地要给你的公爵夫人弄一个情人来。他要控制住她的信仰,目的就是这个。”
“怎么!难道他让她把心事都说出来了?”
“怎么!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你还不知道?哎呀!这可不能原谅!”萨维利说道。他哈哈大笑了起来,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出来以后,也许他还不曾笑过。
“红衣主教很想叫年轻的德尔·瓦斯托王子去干这个差事。德尔·瓦斯托长得很漂亮。不过他的漂亮首先是意大利型的,不会博得法国女人的欢心,那是很可能的;其次,德尔·瓦斯托王子一点本事也没有。在这种事情中,”萨维利把声音压低,轻声补充说,“谈情说爱的本领是不可缺少的。有人从巴黎写信给马基红衣主教,说德·沃萨伊公爵夫人向来总有几个男人争夺她,他们依次充当她的情人,不过她始终没有真心诚意地答应过他们。德拉·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说:‘德尔·瓦斯托没有本领完成这个任务。’他又说:‘所以,无论哪个法国人围着公爵夫人转,譬如那位鲁瓦藏先生,打算做她的情人,我都真心实意地帮他的忙。’”萨维利亲王笑着继续说(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笑),“这个主意肯定会提高这位鲁瓦藏先生的勇气,也会让他在罗马的处境变得十分惬意。大使是绝对处于公爵夫人支配之下的,大使没有一天早上不吓得心惊胆战,唯恐前一天夜晚闲谈中说的几句你们法国人叫作俏皮话的话中有什么犯忌之处。”
萨维利感伤地继续说:“大使这个人倒很可爱;他爬到这个高位仿佛只是为了一拿起笔来签字就吓得浑身发抖。
“他的妻子有本事,是他的妻子给了他这个好机会。所以,有人在马基红衣主教家中说过,这位鲁瓦藏先生如果成为她的情人并把她掌握在手中,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对他另眼相看;如果他通情达理又有所回报,没有那种furia francese [7],我们还要毫不犹豫地给他提些建议。
“你看,”萨维利继续说,态度极为严肃,瞧那神气简直像阿布鲁齐山区 [8]的土匪,“我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你,是经过再三考虑的,尽管咱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但如果不是你想问我,这些事儿我是不会轻易说出口的。”
鲁瓦藏一句话也不说。他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小心谨慎,他的秘密决不能吐露。十分明显,目前这场谈话萨维利一定会向烧炭党的首领们报告的。
萨维利见鲁瓦藏默不作声,便又说:“倘若我们真想丢开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为了置我们于胡思乱想的境地,红衣主教马基倒是个十分适于当选教皇的角色,那么,他便时来运转,真的腾达起来,他那出了名的懒散的性情,也便成为他登上教皇宝座的一个原因,这就势必迫使他把那位孔萨尔维红衣主教 [9]抓起来。这就是你的朋友德拉·盖拉代斯卡扮演的角色。不过,在七十岁当上教皇这样的专制君主,或者在四十五岁就掌握同样的权柄(如同孔萨尔维),非此即彼,不容踌躇,除非处在艰难时势之下,一般说来,彼此互不排斥,可以兼容并立。”
“你给我讲的这席话,请容我先不盲目信从,”鲁瓦藏最后态度冷淡地开口说道,“你讲的这些事,倘要查证,可有简便的方法。既然你知道德·沃萨伊夫人的爱情故事的详情细节,例如她委身于几个情人的真实经过,那么,你就把这些情人的名字告诉我吧。”
“好啊,可以啊,”萨维利回答说,“请容我想想这几个法国名字。第一个是德·特雷蒙伯爵;第二个,德·布瓦斯瓦兰先生,他的时间很短;第三个就是那个出了名的德·特吕克塞斯伯爵。他们发生爱情的经过、闹别扭后又怎么言归于好、情意绵绵的情况,在巴黎社交界到处都有人说。因为,你那位公爵夫人,她实在很天真。”
“很好啊,我亲爱的亲王,你把爱嚼舌的社交界道听途说的传闻当成了真事。你讲给我听的这些事儿通通是无稽之谈。”
鲁瓦藏对这种公开言论觉得很不舒服。他讲了很久,想方设法让萨维利不要相信那些传言;但是说到底,萨维利讲的又是千真万确的。德·沃萨伊夫人的这些关系可以肯定并没有什么出乖露丑的地方,不过一位地位很高的贵妇人在其足迹所至的社交关系中出现的任何事件往往都会传得沸沸扬扬,弄得无人不知。其实,她除了在言谈礼节上非如此不可的情况之外,既不懂骗人的手段,也不知道什么叫虚伪。人生大事的经营中所运用的虚伪的艺术的作用实在太大了,这种手段,今天,在巴黎,已经显示出惊人的效果,可是对这种手段德·沃萨伊夫人却并不知道,甚至也许有些憎恶。我们后代人一定会说:十九世纪开始之时,女人凭高妙的虚伪所获得的惊人财富绝不少于男人靠招摇撞骗所获得的。
鲁瓦藏这篇义正词严的辩驳话音一落,他就丢下亲王,拂袖而去。这位亲王,和所有烧炭党人一样,耽于空想而又狂热无比,相当叫人心烦。
“千万不能再犹豫不决了,”鲁瓦藏对自己这样说,“我在公爵夫人面前的处境险象环生;要么一走了之,要么采取行动,必须如此。
“不弄清楚红衣主教想要干什么,我就不可能采取行动……从今晚开始,”他一面大步走着,一面大声叫喊,“我这就做他的知心朋友去。无论他要借多少钱,我都借。”
红衣主教为了找个借口躲一躲,在罗马暂时不露面,假装对古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罗马潜踪匿迹,在这个国家有时倒是极为难得的一种借口。红衣主教办了一个古物收藏处。鲁瓦藏找过去要求和他见面。于是约定第二天会晤。见面之后,鲁瓦藏听任古董商对在古伊特鲁里亚 [10]发现的古物的细小碎片滔滔不绝地讲出许许多多奇谈妙语;他听得津津有味,拜访红衣主教由此竟变成正规的学习古文物的课程,红衣主教古物收藏处——老实说,的确十分可观而吸引人——对每一件收藏品都一一加以说明,鲁瓦藏总是洗耳恭听。鲁瓦藏装作对那些古色斑斓的破烂古董一律信而不疑。当看到人家对他真的信而不疑,他于是开始设法让那位cicerone [11]明白:即便他有时嘲笑那些德国哲学家,但说到最后他仍然站在信仰天主派一边。
“这确实是阐明人世的唯一方式。”他两眼机敏地望着红衣主教,这样补充说。
那个意大利人泰然自若,眼睛毫无反应。
鲁瓦藏心里想道:“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会不是他们自己国家和别的国家的主人呢?”
红衣主教非常高兴了。
“他真那么傻,竟会相信我?”鲁瓦藏暗自问道。
意大利人动起感情来并不像我们这么快。这就是他们所说的furia francese(法国人的疯劲儿)。结果到了这个星期的末尾,红衣主教和鲁瓦藏果然成了莫逆之交。
时间对鲁瓦藏来说十分紧迫,十天内在与公爵夫人的谈话中还未见颜色,这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公爵夫人找他谈心仍然继续不断。红衣主教同公爵夫人一开始谈话,鲁瓦藏就不紧不慢地自行引退,一点也不露痕迹,毫无做作之态。鲁瓦藏非常吃惊的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他竟有几次像一个良心导师似的同她谈了一些性质严重、毫无生气的话。
这样的场合同这样的谈话之间的不相称,非常可笑,但也恰恰是这些意大利人所不能察觉的可笑的事情之一。在意大利这个国度,狂热的激情司空见惯,这种狂热的激情既自私,又好斗。
另一方面,鲁瓦藏分明看到红衣主教嘴上总是不停地提到年轻的亲王德尔·瓦斯托,德尔·瓦斯托亲王其人的确英俊而风流倜傥。
公爵夫人常常举行小型音乐晚会,请来的客人都是亲密的朋友,每逢这种时候,她总是叫人去通知德尔·瓦斯托亲王来,有关此事的任何风言风语她都听不到。
鲁瓦藏暗自想:“萨维利这个空想家该不会骗我吧。不过,一个在政治上这样想入非非的人又怎么可能在社会交际活动中具有正确观点呢?”
鲁瓦藏有好几天犹豫不决,闹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次散步中才自信把事情弄清楚了:公爵夫人喜欢和红衣主教谈心,而不愿意和他谈。那次散步,后来红衣主教因事不得不离去;此后,公爵夫人谈话就缩回去了,只限于谈她女儿的事,公爵夫人挽住他的手臂,不再散步,就回去了。
“确实,我不过是个代用品式的角色,”鲁瓦藏想,“女性心灵中的这种好意即便这样轻忽,我非但一刻也没有加以利用,反而痴心地沉湎在对它的梦想中。我非但没有按照新情况采取行动,反而继续沿着前一时期的老路行事,也许我已经不配享受人家对我表示的善意了。”
他又突然开口说:“夫人,这几天你想必看到我的态度竟这样严肃认真。这是因为我真的被我读过的一本书深深打动。我找到一本极好版本的《启示录》 [12],这本非同一般的书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鲁瓦藏前不久读过《启示录》,从这荒诞无稽的书中摘出一段,读起来确实叫人毛骨悚然,那里面所写的和当今报上连载小说所描写的花样翻新的情节一模一样。他只要把那似是而非、荒谬不合理的地方巧妙地改动一下,就会使最吓人的情节突现出来。
他就像这样,和公爵夫人一起散了四十五分钟的步,把公爵夫人吓得面无人色。尽管罗马傍晚寒气袭人,确实容易使人受寒致病,但他们在庞菲利别墅外散步一直散到夜色四合。她真的被打中,被深深击中了要害。公爵夫人的几个女儿冻得发抖;公爵夫人本来是位良母,可是对这一切她却一点儿也没有察觉。
她向鲁瓦藏讨一部大字本的《启示录》。
鲁瓦藏心里想:“啊!她想夜里读。”他知道她视力较差。
和她分手之后,他跑遍罗马的书店;等他再回到客厅,已是三个小时之后,他见公爵夫人正心不在焉地听红衣主教说话,心里感到十分满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他看德尔·瓦斯托的神色,厌烦得要命。为了接近公爵夫人并和她谈话,他远远避开了客厅里的一组组宾客。
在公爵夫人和鲁瓦藏之间,于是展开了一场关于《启示录》的无比严肃的讨论。鲁瓦藏显出深受感动的样子,只是他很谨慎,每次开口说话都再说一遍:《启示录》是一个有点癫狂的人写出来的诗篇。
“我喜欢的并不是它的思想,而是它从我内心唤起的感情。”
他这样说着,两眼一直注视着公爵夫人秀美的红唇,看是不是有一丝笑意表明她心里在嘲笑他。她根本没有嘲笑他。用不着鲁瓦藏怂恿,他们关于《启示录》的谈话自然而然地发展到一起读了这段诗文,还读了《圣经》的其他许多段落。
公爵夫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费奈隆,她的人生原则遵循的是最富于感情的仁爱之心。她之所以比按照惯例更经常会晤鲁瓦藏,是因为她认为不过出于对仁爱原则的迁就让步而已。
她常常对自己说:“应当安慰安慰这个不幸而可怜的年轻人,他像许多有纤细敏感心灵的人一样,缺少的正是坚定的信仰。”
事实上,她正在迁就她自己的感情,屈服于那秘密的恐惧感,只要一个人独处时间稍长一些,恐惧感就紧紧地压在她心上,怎么也摆脱不了。他们的交谈本来就会使她透过现世看到永恒,想到上帝的审判必将严酷无情;鲁瓦藏可不希望他们的谈话老是讨论这个题目。
鲁瓦藏在像追捕猎物那样的强烈欲望的驱使下,甚至到宣扬冉森派教义的书中收集一些可怕的论据备用。因为鲁瓦藏发现公爵夫人竟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神学家(她曾经研读过费奈隆的《圣徒格言录》),这使他十分震惊,正为了避免言论失据,鲁瓦藏才和他新结交的朋友红衣主教盖拉代斯卡注意复习一下他的说教,而盖拉代斯卡红衣主教所信奉的其实是耶稣会派的教义 [13],耶稣会派的教义两个世纪以来在意大利使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变得如此温柔敦厚,甚至成了对神职人员敲诈勒索的一种补偿,它的精髓就是:任你为所欲为,你只消对我说一说就行;对于宗教,尤其不能乱加议论,否则必将陷入新教主义 [14]、堕入地狱而不能得救。
鲁瓦藏很想试试他能不能骗住红衣主教。他有好多次出于自尊心,竟以为红衣主教把他看成一个害怕下地狱的人。鲁瓦藏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示更相信古董这门荒诞不经的学问。意大利人偏偏相信这种荒唐事,红衣主教在这方面像他的国人一样。
公爵夫人是个心慈性善的人,十分怜恤鲁瓦藏,这在最后竟成了习以为常的情况。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事都是可笑的,她却对他以诚相待,很喜欢和他谈话,按她这位有身份的妇女的无懈可击的习性和一贯做法来说,她是以双倍的大胆和勇气这样行事的。她见到他,一定要叫住他,甚至他靠着客厅里的桌子站在那儿,她也一定要站到他面前来。这些细枝末节,人们不仅注意到,而且还加以评论。遇到这样的场合,人家往往出于尊敬稍稍避开一点;但是,猜测和议论多得无边无际,或者不如说,千猜万测归结到一起就成了定论。
有趣的是,这种定论也使得鲁瓦藏信服。他竟中了自己设下的计谋的圈套,他居然也相信公爵夫人爱上了他。
一个傻瓜设下圈套,最后自己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中去。年轻的亲王德尔·瓦斯托满腹怨气,从此离开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子不再露面,到处说鲁瓦藏是他的情敌,他迟早要报仇,出这一口气,也就是说:他要戳他一刀。实际上,两个世纪以前,远在一六三二年,德尔·瓦斯托亲王的祖先就是这样报仇雪恨的。不过,在公侯王子这个阶级的人当中现在连戳一刀的勇气也不复存在了,实在可叹!今天死于匕首之下的是资产阶级。如今只有商贩和居住在五层楼上的人 [15]才互相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只有这些人才懂得什么叫爱,什么叫恨,什么叫意志。
鲁瓦藏觉得公爵夫人爱上了他,这种自傲的感情冲动过后,接着来的是沮丧,很不愉快(也就是说:厌恶)。他怕卷进去要承担责任。
“我倒真想叫公爵夫人开心,”他对自己这样说,“或者说,我想看看我还能不能搬弄一下我的青春这套武器。但是被一个女人爱,而且被一个将要成为虔诚信徒的女人爱,这个女人不论谈起什么都已开口‘道德’、闭口‘不道德’了,真的,不行,不行!我宁愿爱一个喜欢玩小狗的女人。”这时,沮丧心情使他又想起早已忘掉的一件事,他于是又对自己说:“况且,德·沃萨伊夫人已经三十五岁了,叫我来欺骗一位三十五岁的女人,她,再过五年就是四十,我的天呀,不行呀,不行呀!我是个正正派派的人,让我扮演这种角色,不行啊。除非有把握一年后部长派我出使伦敦或者维也纳,否则我真无法忍受。”
一旦确认德·沃萨伊夫人爱上了自己,鲁瓦藏立刻就明白面对姿容美丽的罗马女人他算是一败涂地了。
他笑着对自己说道:“不管我的才智如何高超出众,我毕竟老了。那种技巧于我已无济于事了。来到这个爱情的国度,我激动不已,不过又担心难于选择,不知从何着手,怕的是只能和一个罗马女人握一握手。”
想到这些,他心头不免涌出一缕轻愁淡怨;他不禁回想起过去在爱情上获得幸福的所有时刻。
一向都只因缺乏智谋和手段,又总听幸福驱使,顺其自然,他如今才笨拙得让他那些情人身上的爱火自行熄灭。正因为缺少手段和智谋,他才不知有多少回好事未成,半途而废;在这些意外的打击下,也不知有多少年青春虚掷,郁郁寡欢。
从这些悲凉的回忆中苏醒过来,他不禁心灰意冷,兴味索然。
但他又下了决心对自己这样说道:“必须办两件事情。首先,在对公爵夫人的爱情表示不屑一顾之前,还是先得到她的承认,从而确有把握为好。
“其次,必须采取行动。这个女人在本质上是个正派女人,按照习惯只希望怀着一种友情来爱我,不会希望走得更远的。”
下定这种以爱情为标志的决心之后,他感到舒畅一些。尽管口头上说出三十五岁这句话,但他心里依然觉得公爵夫人值得去爱。不错,她在感情方面很天真,然而使一般女人脸上皱纹频增的那种俗气的谨慎小心,在她却丝毫也没有,照一般女人看,三十五岁的人了,该为孩子们考虑了,这可是不能忽视的。她的一对眼睛,那样率真无邪,又那样美,完全把鲁瓦藏征服了。特别在他们亲密相处之际,当她听任她的眼睛流露出她内心情感的种种变化的时候,那一对眼睛可真无法抵抗。
当谨慎之心在他的灵魂深处反复对他说“三十五岁”这句致命的话的时候,希望和幸福却在他心中回答说:
“我自己不也是个有了年纪的人吗?罗马的美妇人不是清清楚楚地让我明白自己的情况了吗?”
就在当天晚上,他和公爵夫人站在一起细看几幅派尔费蒂的新铜版画,他竟让自己的手触到了她的手。她急促地看了他一眼,不过神色略带惊奇,一点装腔作势的样子也没有,他由此终于懂得:是他自己搞错了。
不仅如此;这天晚上,他竟然任自己一再地看她,这种看法很难说纯粹是快乐和善意的表现。
第二天,他的举动又显出殷勤和热切。
第二天,他的眼睛以某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说着话,尽力传情达意。
仍然在这个第二天,德·沃萨伊夫人对他简直心寒齿冷了,她全然不顾一向极端重视的礼貌,对他显得很不耐烦。她真是不幸极了,从此失去了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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