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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错误治疗

当20世纪的医生试图治愈这种麻木时,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起初,精神病学家注意到这种麻木源自长期的精神创伤,于是他们将其诊断为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基于此,他们建议使用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般疗法——暴露疗法。

20世纪50年代,开普敦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G.泰勒设计出了暴露疗法。这种疗法起初是为了治疗恐惧症和焦虑症。其后的几十年里,著名的行为精神病学家约瑟夫·沃尔普改进了这一疗法,并将其用以治疗受战争神经症折磨的参战老兵。如今,这种疗法又经过改善和发展,产生了多种临床治疗变体:长期暴露疗法、实景暴露疗法、虚拟现实暴露疗法、满灌疗法、系统脱敏疗法、冲击疗法,以及想象暴露疗法。

这些变体都采取一个基本方法:将患者“暴露”在能引起导致精神创伤记忆的事物、画面和故事之前。患有细菌恐惧症的患者会被詹姆斯·G.泰勒带进肮脏的房间。还有参加过城市战斗的老兵,总感觉每个窗口都潜伏着狙击手,约瑟夫·沃尔普会鼓励他们想象自己正漫步在纽约日间的大街上。

这些治疗方法看起来更像是折磨,而非治疗。但因为这种暴露是在受控情境下进行的,所以病患能感到身心的支持。报告显示,许多精神创伤患者都从暴露疗法中有所获益。贝克德尔自己就曾尝试过其中一种:

在我父亲死后数年里,每当我和人聊到“父母”时,我都会用平静而客观的语气来述说……“我爸死了。他扑向了一辆卡车”……急切地想要在听话人身上找到我体会不到的那种悲伤和瑟缩。

但不同于泰勒和沃尔普的患者,贝克德尔没有从这样的暴露中得到丝毫解脱。她的麻木没有分毫减弱。到了21世纪初,泰勒和沃尔普都已去世,精神病学家发现了原因:创伤后应激障碍不只一种,而是有两种。

较为常见的那一种,主要表现为情绪的过分激昂,如深陷悲伤与惊恐发作,受到创伤情景重现的折磨。而另一种较不常见,但也不算稀奇,大概每三例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就有一例是此种情形。其症状和常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恰恰相反:不是情绪的过分活跃,而是情绪的过分沉寂——麻木。

这些症状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两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乍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它们都源自大脑的同一部位:边缘系统。我们的恐惧、欢乐,以及面对生命中的威胁和机遇时表现的本能反应皆来自大脑的边缘系统。通常来讲,这些强烈的反应会被大脑前额叶皮质中的情感“制动器”缓和,使我们既能流露边缘系统的警告或兴奋,又不被恐惧和狂喜吞没。但当我们的情感制动器长期处于压力下时,它可能会失灵,一个常见表现就是它失去了对情感的掌控,继而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那种一般的过度情绪。不过,情感制动器的失灵还可表现为一种完全的控制。发生完全控制时,前额叶皮质会先发制人地钳制住边缘系统,从源头上抑制感情。这种情况下,大脑不会再感到一阵阵恐惧或喜悦,而是索性什么都感觉不到了。面对生活的起伏,大脑的反应就像一台无情的机器,冷冰冰地运转着。

这种机械的麻木状态是疏离的表现。我们的大脑在和自己撇清关系,变得像机器人般冷漠。疏离有多种形式,但最常见的是“人格解体”和“现实解体”。人格解体,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和记忆感觉变得虚妄,它们就像头脑里的幽灵一样。现实解体,意味着外部世界看起来不再真实,我们仿佛在梦中飘游。

人格解体和现实解体是童年长期遭受虐待引发的常见症状。成年后的虐待也可能引发这两种症状。成年人若面临不正常的社会关系、不友好的工作环境,或长期停留在医院、监狱或战区的话,都会逐渐变得麻木。精神病学家估计,全球约有超过一亿五千万人都受苦于长期的麻木。很多人在生命的某个节点都会短暂地经历这种状态。

由于疏离的神经机制起源和一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完全相反,所以不能以后者的治疗方式应对前者。如果硬要这么做,只会让病情加重。当情感制动器已经拉得太紧时,再强化其力度是无助于健康的。

这就是为什么艾莉森·贝克德尔并没有从暴露疗法中得到丝毫放松。而当临床精神病医生在21世纪初发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二种类型时,他们开始采用一种新的疗法。

但后来,我们发现该疗法早已被开发出来了,其开创者就是2400多年前的欧里庇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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