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玛丽·雪莱被血液里的皮质醇搞得辗转难眠的那个夜晚,她的这个发现就已悄然生根。雪莱的脑海里翻腾着那个科学家的画面。她意识到,他的科学带来的震撼完全不同于《死神寓言》的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支持,其带来的感受是强制性的,而科学带来的感受则是人类内生的。那个科学家自愿地制造他的机器,自愿地探索生命的奥秘。
雪莱后来便会发现,这种自愿的感觉是种妄想。事实上,科学家受到了欲望、命运这些更强大的力量的驱使。不过,说到恐怖故事的生理效果,重要的不是生活的本真,而是我们大脑对现实的认知。正如雪莱从午夜幻象中领悟的,科学的独特力量就是通过一种信念振奋我们的大脑,这种信念就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达到任何目标:无所不能,长生不死,死而复生。
因此,当雪莱在两年后决定把那个午夜幻象扩写为小说《弗兰肯斯坦》时,她邀请读者想象一场北极的科学之旅:
在这一个白夜永昼之地,还有什么奇观不可想象?在那儿,我可能发现能把针吸起来的神秘力量,也可能见识上千次天体观测……这些都深深吸引着我,足以令我克服对危险和死亡的一切恐惧。
这是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勇于开创的科学之梦。梦想的力量在于给予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自己能像神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在逐梦的路上等着我们的“危险”并不会引发危害健康的焦虑。那是一种良性应激。通过想象“死”是我们的自主选择,我们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生。
为了强化这种激励,雪莱将《弗兰肯斯坦》剩下的部分构建成一部扣人心弦的哥特小说,讲述了一个疯狂科学家的曲折故事。她颠覆了早期哥特小说的压力模式,让其产生良性应激。
早期哥特小说通过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来制造压力,读者往往全神贯注于一个故事。在《奥特兰托城堡》里,这种体验是通过序言里一位翻译家的讲述来实现的。他讲述他如何无意间“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家庭的藏书室”读到了从天而降的骑士头盔的故事。这个藏书室其实并不存在。翻译家和藏书室都是故事的作者霍勒斯·沃波尔凭空编造的。尽管如此,序言里的虚构仍有着现实世界的效果。它让大脑对接下来的故事产生一种深刻的沉浸式感受。
这种沉浸式感受源于这篇序言的两个特点。首先,翻译家说,尽管头盔掉落的故事“很显然是虚构的”:
但我还是不得不相信这个故事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场景毫无疑问设置在某个真实存在的城堡里。作者似乎自然而然地频繁描写着一些特定的细节。
这是一个高明的文学技巧,先发制人地消除了我们的疑虑,鼓励我们暂停怀疑,深入观察故事,寻找表面的离奇下隐藏的真相。
接着,这篇序言的第二个特点强化了我们大脑的沉浸式感受。这个特点就是对“故事中的故事”的运用。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技巧(更多例子详见第二十四章)。在故事中借人物之口讲述另一个故事,把我们的大脑带入第二重虚构。这种身临其境也是夸大(详见引言)的一种类型。和所有夸大手法一样,它降低大脑中“自我区域”的活跃性,消除意识和虚构之间的神经边界。在《奥特兰托城堡》中,当假托的翻译家的故事经夸大处理后,就成为他“翻译”的小说里的“故事中的故事”,它拉近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和书之间的距离,使大脑深深沉浸在恐怖中。
在沃波尔之后,这一沉浸式恐怖的基本模式在很多作品中都被运用,如安·拉德克利夫1794年的《乌多芙堡之谜》、马修·格雷戈里·刘易斯1796年的《修道士》、E.T.A.霍夫曼1815年的《魔鬼的迷魂汤》,以及其他众多模糊了故事和意识之间界限的哥特小说。这些小说让我们仿佛被眼前的书页吞没。在《奥特兰托城堡》之后的几十年里,恐怖故事把我们的大脑拖入更深的绝望和恐惧中,几乎将我们淹死……直到1818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颠覆了这个模式,通过一些觉醒时刻阻断了我们的沉浸式阅读,让我们感到自主选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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