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佩罗离开周二沙龙时,他的心里对童话的转折产生了两个疑虑。
他的第一个疑虑是,童话转折是一种拙劣的叙事。试问,除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作家,谁会允许笔下的人物随手一挥,就可以把灾难变成狂喜呢?他的第二个疑虑是,童话转折会助长不负责任的行为,它让我们对可笑的幸运充满信念,鼓励我们成为冒失的阿达曼蒂纳,草率地挑拣商品,进而抛弃对愚蠢的感知。
你一定对佩罗的这两点疑虑多少有一点儿共鸣。因为这些疑虑产生自右脑,而我们的右脑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右脑不仅让佩罗拆解了多尔诺瓦夫人的17世纪童话,还拆解了好莱坞和超级英雄的转折。
这种拆解始于1930年的《海斯法典》和1954年的《漫画法典》。这两部法典用一剂“善恶有报”的苦药生硬地消除了好运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美好都应该战胜邪恶。”即便多年后,这两部法典被废除,世界上的右脑们依然认为运气是拙劣的叙事方式和人生建议。这也就是为何今天,电影里那些超级英雄和迪士尼公主的大团圆结局都清一色地被归因于智慧、勤奋、坚毅、爱等美德。斯特拉帕罗拉的童话转折完全败给了佩罗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一胜利无疑和启蒙运动一样受到理性的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毕竟我们的右脑只有一半的正确概率。这也是为何数百万年的生物进化赋予我们另一个具有不同观点的大脑半球。因此,我们先别忙着摒除童话里的转折,不妨花上片刻时间思考一下另一种情况。让我们听听左脑是怎么看待佩罗的疑虑的。
首先,我们的左脑不会过于费心地纠结不合逻辑的叙事。左脑并不认为故事必须严格符合逻辑。事实上,左脑不会认为故事必须是怎么样的。对左脑来说,绝对铁律并不存在于故事里。故事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场域,它能拓宽生命的广度,正如《阿达曼蒂纳与布娃娃》《淘金记》《超人》所做的那样。
其次,我们的左脑不认为相信运气是危险的事。诚然,对运气的信念伴随着危险,那是一种赌徒的谬误。但童话的转折并非鼓励我们把最后一点儿财富都押在赌场上。它只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是幸运的,我们一直都是幸运的。这种提醒是健康无害的,它增强了我们的恢复力,帮助我们珍惜已有的美好事物。正如我们的左脑看到的那样,真正威胁我们的健康的不是乐观,而是悲观。悲观会提高我们患上心脏病、脑卒中,乃至走上自杀之路的概率,从而大大拉近我们与死亡的距离。在右脑拒绝相信运气时,我们的左脑会警告我们这种消极思绪潜藏的害处。
当然,我们的右脑也会反驳,坚称此举不是在针对悲观,而是在抨击现实。像我们右脑的所有论据一样,这种现实和悲观之间的差别的提法颇具说服力。不过它也有一个缺陷:我们大脑中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如实看到事物。我们的大脑太渺小,而世界又太大。我们最接近真相的方式就是平衡右脑的审慎和左脑的乐观。因此,当我们思想失衡、陷入绝望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自我调节,摸索一个中间值。
凭借一点儿童话里的运气,我们就能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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