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福克勒斯的第二项创造也许只是歪打正着。不过,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认为这确系索福克勒斯的独创,因此,我们也遵从这位学者的观点,将其归功于索福克勒斯。
这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就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索福克勒斯笔下那些充满悔恨的人物所犯的其实从来都不是道德层面的罪孽。他们只是犯了一种被亚里士多德称为“hamartia”的错,即“判断失误”。这个词的意思长期以来都被误解作“悲剧性弱点”,致使一代又一代文学教师都指导其学生严苛地对文学进行筛选,以期为那些命中注定的失败者找到导致他们悲剧结局的心理特征。但是“hamartia”的本义其实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褒贬:它只是一种失察,就像听岔一句话或是短暂的视物模糊一样。
就拿俄狄浦斯来说。俄狄浦斯并非有意要和其母媾合,他只是错把她当成了一般女人。俄狄浦斯也没有蓄意弑父,是他的眼睛欺骗了他,让他以为他的父亲是别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例子仍值得商榷。他指出俄狄浦斯的罪孽并非有意为之,这一点是对的。但即便如此,这一事实似乎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没有多大关系。俄狄浦斯本人也并没有将其无辜视作一个缓解罪责的因素。相反,他秉持着一种老派的公序良俗观念,令他的犯罪原因远没有罪行本身那么重要。
尽管我们能和亚里士多德据理力争一番,他另一个更大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文学能激发我们对那些犯了微小罪行,或根本没有犯错的个体的同情。在文学中,同情的对象不一定是那些通过违逆上帝或犯下其他可悲罪孽而破坏我们正义感的人物。文学的同情可以延伸至那些仅仅是很愚蠢的人物身上。
自亚里士多德之后,作家正是这样拓展的。他们运用索福克勒斯的发明,让我们为书中那些犯了一点儿小错就悔恨不已的人物而心软,比如在西奥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中,酒廊老板乔治·赫斯特伍德因酒后失德、犯下贪污的罪行而忏悔;或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中,乔·马奇为不小心烧了姐姐梅格的头发而懊恼不已;又或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中,主人公安妮在冷冷地说出下面一番话后产生了悔意:“不,我永远不会和你做朋友,吉尔伯特·布莱思,我压根儿就不想!”
不止于此,作家们走得更远:他们激起我们对人物的共鸣,这些人物什么都没有做错,只是对自己的某些特质感到自惭形秽。也许是因为自己耳朵太大而心意难平,或是因为自己穿了家人传下来的旧衣服而羞赧,或是因为自己的笨手笨脚而不好意思。他们也会为自己的渴念、兴奋,抑或一份得不到回应的爱而羞愧。
不管因何事而愧悔,其功能都与道歉无异。它开启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和一个不完美的人产生共鸣……并原谅他们仅有的错误——生而为人。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