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奥斯丁之前,从未有小说使我们同时感受到讽刺和爱。它们至多是在反讽的冷漠和爱情的热烈之间来回转换,比如《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然而,正如奥斯丁发现的那样,我们有能力同时感受到讽刺和爱。因为讽刺和爱存在于我们大脑的不同区域。讽刺出现在大脑皮层的观点采择系统(详见引言及第四章),而爱则潜伏在杏仁核的深层情感区域。因此,文学可以让我们的大脑皮层和杏仁核的注意力分别集中于不同的叙事对象,来刺激神经产生一种融合了讽刺和浪漫的感受。
这种对神经注意力的区分正是简·奥斯丁在《爱玛》里所做的。奥斯丁的讽刺叙事让大脑的观点采择系统集中于小说里的叙事世界。同时,她的自由间接引语又让大脑的情感区域集中于爱玛。
这个组合的前半部分是对世界的讽刺聚焦,恰好抵消了“全能之心”的作用。“全能之心”诱使大脑产生蓝天碧树都因人类的情感而存在的错觉,而奥斯丁的反讽打破了我们的幻象,让物理法则又回归到笛卡儿的逻辑和牛顿的微积分上来。
这个组合的后半部分是对人物的情感聚焦,在我们的心底(确切来说,是杏仁核)激起对人物的爱。我们对爱玛抱有怜爱,一如我们热爱帕梅拉、奥德修斯,以及其他浪漫故事的主人公那样。
大脑皮层和杏仁核的作用相结合,让我们感到亲密的人性联结,同时对广大的世界抱有讽刺的超然之感。也就是说,它让我们对他人敞开心扉,而不是让我们误以为自身的欲望就是现实法则。
这种双重的神经效果非常有益于健康。它能给我们带来爱产生的全部心理益处——愉悦、活力、对生活的热情——同时保护我们免受堂吉诃德式浪漫带来的心碎。它用关爱教会我们关爱。
奥斯丁作品对神经的益处可不仅如此。心理学家最近发现,《爱玛》的自由间接引语滋养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帕梅拉》的爱。理查逊的创作让大脑感觉帕梅拉是我们的情感延伸,而奥斯丁的发明则鼓励大脑认识爱玛与我们的不同,她有自己热爱的事物和热爱的方式。也就是说,和理查逊的小说不同,奥斯丁的小说不让我们在接纳别人的同时,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翻版。相反,奥斯丁结合了私密的袒露和冷漠的讽刺,鼓励我们在接纳他人时承认对方的需求和欲望。《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和《爱玛》都指引我们的神经回路,让我们学会出于别人的本真而爱他们,而不是出于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这就是爱玛最终体验到的一种慷慨的爱。爱玛起初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堂吉诃德,深信自己的感情就是世界“全能之心”的投影。所以,全书大部分时候,她都在掺和好友哈丽特·史密斯的爱情生活。哈丽特想要嫁给罗伯特·马丁,而在爱玛看来,罗伯特·马丁是最差的做丈夫人选。他无法让人心动,埃尔顿先生才更适合。于是,爱玛赶走了罗伯特·马丁,极力撮合哈丽特和埃尔顿先生。
可与爱玛的心愿背道而驰,婚礼的钟声并没有敲响。哈丽特和埃尔顿的爱情关系破碎了,这又让爱玛怀疑,哈丽特只有嫁给爱玛自己钟爱的奈特利先生才会得到幸福。毕竟,假使奈特利先生对爱玛来说是合适的,那他怎么就不能对别人也是合适的呢?
直至小说结尾,哈丽特对爱玛坦白,她最渴慕的人是罗伯特·马丁。尽管这让爱玛迷惑不解,但她最终还是接受了哈丽特与她心有不同的事实:
(爱玛)终于有机会同哈丽特单独待了一个钟头,她立刻变得心花怒放了——多么不可思议啊!罗伯特·马丁竟完全取代了奈特利先生,成了哈丽特的心上人,她的幸福如今全部落到了他的身上。
爱玛虽然认为哈丽特的口味是“不可思议”的,但仍然爱着自己的朋友。奥斯丁的行文让我们对爱玛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尽管她做了一些我们绝不会做的事,但我们仍然关爱着她。
这种关爱就是奥斯丁的小说给我们的馈赠。这是个绝妙的礼物,它帮助我们构建健康的关系,消除因将自身愿望强加于人而产生的分歧和怨恨。甚至可以说,它能带领我们向真爱更进一步。因为真爱不就该是这样的吗?真爱不就是忘掉自我中心的幻象,去接纳一个不同的心灵吗?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