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世纪50年代早期,距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完成他的自传不过十年。而他知道,自己必须坐下来再创作一遍。
他先前的自传运用了大量文学技巧,来阻止读者做出改变。道格拉斯首部自传的道德规劝催生了读者心中的同情和蔑视,巩固了他们的既有思想。这次,道格拉斯要改一下方针,他想提供一种新的文学技巧,就像其他废奴主义者刺激到他那样,为读者带去新的感触。换句话说,他想培育出有益的转变。
道格拉斯不知道那个能引发改变的技巧是什么。求知若渴的他离开书桌,寻遍纽约州西部的各大图书馆,希望从其他自传作品中找到那种催人向上的文学范式。在这种自发的学习中,道格拉斯惊喜地发现:那些最为触及心灵的自传并非只利用了一种书写成长的范式,而是两种。
第一种范式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那时,奥古斯丁从野兽横行的北非荒漠回到古港希波,开始撰写《忏悔录》。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并不是历史上第一部自传,但它在基督教西方具有传奇地位,常被称颂为最重要的一部自传。奥古斯丁以前,日记作者只是将他们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但奥古斯丁发掘了自传文学的独特力量。
这股力量改变了众多读者,更改变了年轻的奥古斯丁本人。在青春时期,奥古斯丁曾误入歧途,他偷果子、逛戏院、四处寻花问柳。直到某天,他听到一声神秘的召唤:“拿本书来读吧。”讶异的奥古斯丁照做了。他拿起手边一本书,这本书恰好是《圣经》。他读道:“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这些话改变了奥古斯丁的信念。我们阅读《忏悔录》,也是在邂逅一种可以改变我们的文学技巧。这种文学技巧就是自我讽刺(我们在第四章中探讨过)。早在八百年前,当雅典哲学家柏拉图调整了一般的讽刺手法时,这种文学技巧便已出现。普通的讽刺让我们意识到别人不知道的真相,而自我讽刺则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不知道的真相。自我讽刺刺激着我们额叶皮层的观点回路,赋予我们全知视角,让我们瞥见自身的无知,从而变得谦逊。
奥古斯丁敬仰柏拉图,在《忏悔录》中,他感谢上帝指引他读了“柏拉图学说的书籍”。贯穿整部自传,奥古斯丁不断运用柏拉图式的自我讽刺来激起我们对自己世俗状态的鄙视:“我的肉体升腾起一股色欲……那时我的肉体十六岁……哦!那肉体的盲目啊!”严格来讲,奥古斯丁并没有将这种文学形式视为修身的手段,他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带来改变。尽管如此,奥古斯丁仍写了《忏悔录》,因为他认为上帝可能会以书籍教化世人。显而易见,当读者打开《忏悔录》,并皈依奥古斯丁虔诚的信仰时,自我讽刺就成了一股可以扭转思想的强大力量。
道格拉斯感受到了那股力量,他知道应当把奥古斯丁的文学范式纳入他的新自传。但道格拉斯同时也重视着自传的第二种范式。
这种范式的作用方式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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