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正义的渴求可能会引发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层面的。当我们的大脑被“某人做了错事”这一信念点燃时,我们想要指责这一错事的欲望会疯长,令我们误入暴乱、残酷且过度惩罚的歧途。继而引发全民的恐惧和苦难,消解信任与和平。
第二个问题是个人层面的。我们的大脑对生活的不公执念越深,我们就越容易被愤怒和痛苦这些消极情绪吞噬。我们对正义的情感投入非但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深层的信任和交流,反而会滋生孤独和仇恨。
正因为正义会导致这两个后果,我们的大脑便会产生共情予以抵消。共情受到我们最新的神经回路的驱动:大脑皮层的观点采择系统。这个系统从作恶者的角度想象恶,同时寻找减轻罪责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几乎总是存在。也许作恶者的行为是出于无知或绝望,也许那是任何人都会犯的错误,也许他决心痛改前非。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原谅他,既避免了绝对正义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又使我们的大脑免受愤怒、猜忌等负面情绪的持续影响。
这种在肇事者的脑海中进行的神经跳跃是一项惊人壮举。它使我们的大脑在做自己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别人。然而,同正义一样,单纯的共情也远非完美。由于我们的观点采择神经元不能直接和他人的大脑联结,我们也就无法确知其他人在想什么。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猜,而我们的猜想又注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站在肇事者的角度演绎:假如这件事情是我做的,我一定是因为这个。而事实上,他人有着属于自己的动机。而且我们自己的错误常常伴有一些自我中心的倾向,认为他人那么做都是因为我们。于是,我们可能会想:她那么做无非是为了伤害我!殊不知,她根本就没想着我们,她对我们的伤害也纯属偶然。
共情的这种不可靠使我们陷入窘境。一方面,共情对我们的社会和心理健康而言是一个福祉;另一方面,它又是那么变化无常,使我们对变态者宽宏大量,对无辜者铁石心肠。
于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项古老的工具来改良我们的共情能力。这一古老的工具就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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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发明:人类需要文学的25个“科学证明” - 目录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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