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伽利略的观星装置发明多年以前,多恩就已发现一个消灭以太的方法。在其情色诗句中,他羞怯地将这个方法称为“日出”。
这首诗的开篇,诗人睡眼惺忪地依偎在爱人的臂弯——突然,幸福的时刻被打断,太阳在屋外升起,好事的阳光钻进卧室,惊醒了这对爱侣。诗人恼火地指责这刺眼的闯入者:
无法无天的太阳啊,你这个庸庸碌碌的老傻瓜,
你为何这么做,
穿过窗透过帘,把我们叫醒?
太阳无视这一指责,仍用它讨厌的光芒刺痛这对爱人的视网膜。最后,诗人感到必须采取行动了。他起身威胁要让太阳“黯然无光”,叫它的光芒消失不见。
太阳未受丝毫影响,依旧璀璨闪耀。诗人只好进一步采取行动。他躺倒在枕头间,太阳一下黯然无光,它的第五元素陷入了黑暗。
诗人是如何做到这一丰功伟绩的?他如何熄灭了永恒的天空之王?狡猾的诗人解释道,自己只是眨了下眼。合上双眼,太阳便熄灭了。
过了一会儿,诗人再次睁开眼,他说自己无法忍受视线里没有他的爱人,他的诗于此蓦然掉转了方向。多年后,当多恩从抽屉里拿出这份泛黄的诗卷时,他察觉自己彼时夸口消灭太阳的行为似乎包含着一股神力。这股神力来自文学里的“悖论”,这是一种粗放的文学修辞,可追溯至西塞罗的《廊下派的悖论》中古老的俏皮话,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娱乐中得以复活,如1544年奥尔腾西奥·兰多的《悖论》。这种修辞用诙谐的论据寻求逻辑,试图“证明”冰比火更热、羽毛比石头更快落地、夜晚比白天更加明亮。
这些对理性文学的否定令大学时期的多恩倍感快乐,他自己也试着创作了一些,随后就将它们抛诸脑后。直至他死后,那些泛黄的手稿落入印刷商伊丽莎白·珀斯洛之手。当珀斯洛将那些手稿以《约翰·多恩青年时代之作》之名出版后,大众才惊讶地发现,老年的多恩远比青年的多恩更富想象力。老男人总是爱上年龄只有他们一半的女子,这不是事实吗?还有什么比认为这般凋零的爱恋会被回以热吻更需要想象力呢?
多恩对悖论修辞的痴迷令他的朋友迷惑不解。出于怎样的目的,才要为谎言而拒绝真相?但多恩在悖论的修辞中察觉到了更为新颖的东西。他意识到,悖论从未颠覆我们对真理的信仰。不论这个悖论的技巧多么高明,辞藻多么华丽,它都无法使我们相信冰不是冷的、夜晚不是黑的。它能做的,只是打开我们的思路,让我们接受事实的另一面。尽管我们仍认为“冰是冷的”,但同时也开始承认“冰是热的”。
因此,悖论的修辞并没有推翻真理,而是使真理加倍。它让我们相信:夜晚是黑暗的,也是光亮的;左是左,也是右。
当多恩再次读起他面对太阳夸下的海口时,他意识到那也产生了悖论修辞的效果。我们并未相信太阳真被遮蔽了,我们知道太阳就在天上,放射光芒照耀人间。然而尽管我们坚信这个真理,多恩的夸口还是让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遮蔽太阳:只要闭上眼睛,太阳和它的光芒就都消失不见了。
在眨眼的瞬间,我们一下拥有了对太阳的两种相反感知。我们仿佛有两双眼睛,一双在身上,一双在心里。身上的眼睛看到太阳被遮蔽,心里的眼睛看到太阳仍在闪耀。
假如我们用伽利略的望远镜就能收获这种神奇的矛盾体验,那会怎样呢?假如我们坚持科学的真理,但同时也接受古老的信仰,那会怎样呢?假如我们能观察以太的斑驳,但同时又感知其无瑕,又会怎样呢?
这个奇迹比被伽利略消灭掉的奇迹更了不起。过去的奇迹仅仅是在陈述“天空就是天空”。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仔细想想,那甚至称不上什么奇迹。那无异于说“水是水”或“土是土”,不过是个平淡无奇、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已。
而这个新的奇迹完全不同,这是名副其实的奇迹,是第五元素构成的天空,也是四大要素构成的大地。它结合了对立的真理,背离了表面的逻辑。它是打开我们身心之眼的悖论,它让我们肃然起敬。
但多恩能写出一首诗,带给我们上述感受吗?他能写出一首诗,向我们展示伽利略的望远镜呈现的宇宙,同时描绘出天使构想的宇宙吗?
可以,多恩深信自己可以。这是一首不可能之诗,但他还是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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