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一个蓄着红胡子的英国水兵来到了当年特洛伊战争爆发的爱琴海边,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克·肖-斯图尔特。
那个海边又一次沦为战场,可能还会更糟:“我们戴着防毒面罩,到处都是死尸的味道。子弹横飞,动辄把人的头打掉;苍蝇成群,让我们张不开嘴。”但是在那个恐怖的地方,肖随身带着《伊利亚特》。他一边回想着荷马的诗句如何振奋了他的勇气,一边提笔开始创作自己的诗:《战壕里的阿喀琉斯》。
这么难吗,阿喀琉斯?
死,有这么难吗?
你知道,我却不知,
我是何其幸福。
天亮我就要归来,
从伊姆布罗斯越过重洋。
战壕中的阿喀琉斯,
头顶着熊熊火焰,为我呐喊吧。
在诗的第一节,我们感到与阿喀琉斯的距离很遥远,当我们想到死亡时,内心是很恐惧的。但是在第二节的最后几行,我们想象到英雄由心底爆发出呐喊,于是,一股勇气从恐惧中生发出来了。
即使你在读《伊利亚特》时并没有体会到颂歌的力量,你仍可以在后世的万千诗歌、小说、电影等作品中发现荷马的这一发明。不妨在书架上找找,总会发现一个拥有凡人之心和神之远见的叙事者。比如,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里那句上帝视角的慨叹:“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或托尼·莫里森1987年的小说《宠儿》中的那句史诗明喻:“像一个孩子的屋子,一个个头非常高的孩子住的屋子。”
你也可以不拘泥于纸端,去关注一些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比如,去看一场戏剧版的《伊利亚特》,体验荷马最初的诠释。还有许多现代的影视作品,从雷德利·斯科特的战争史诗《角斗士》,到《冷暖人间》这样的黄金档电视剧,通过聚焦于平凡人物的镜头,以及能促进催产素释放的音乐,在神经上达到了一种人格化上帝视角的效果。
当你在一些书籍或影视作品中发现了荷马式叙事,锁定其中最逼近你内心恐惧的故事。如果你害怕生命漫无目的,那就去看《权力的游戏》;如果你害怕我们注定要成为寄居在他人生命中的陌生人,那就去看《实习医生格蕾》。
然后去感受那个与你相连的宏大声音。
在这个充满恐惧的世界里,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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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发明:人类需要文学的25个“科学证明” - 目录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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