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说诞生于14世纪,比欧洲的小说早许多个世纪。
其公认的发明者是剧作家罗贯中,一个颇负盛名的传奇人物,号“湖海散人”。在忽必烈帝国黄金时代的尾声,或是拥兵百万的明朝刚刚建立之时,罗贯中停止了浪迹天涯的闲散生活,开始创作《三国演义》。这是一部结合虚构和历史的小说,讲述了蜀汉、曹魏、东吴三国鼎立的故事。大约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同时,另一位作家(也许是罗贯中的老师,也许是罗贯中本人)正在创作中国的另一部古典小说——《水浒传》,讲述一群落草为寇的英雄好汉以戴罪之身归顺朝廷的故事。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青年曹雪芹都读过。曹雪芹埋首于这些书卷中,他意识到它们比“庄生梦蝶”更具度化心灵的作用。这种作用起源于两项文学创造。其一是“隐秘袒露器”,它能产生爱,催生文学的浪漫基础(详见第二章)。其二是“共情促发器”,它能激发同情,催生文学的悲剧基础(详见第三章)。在这些发明的刺激下,曹雪芹深深喜爱上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人物,这份喜爱也掺杂了几分《水浒传》中隐隐的情色要素。
曹雪芹被这种交织着爱、同情和情色的情感力量所震慑。然而他留意到,这两部古典小说都诱发了另一种不十分积极的感情——羞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围绕秩序与混乱的矛盾展开,且两部小说都鼓励我们追求秩序,而非混乱,它们褒阳贬阴,向我们的大脑灌输着单一性。
因此,曹雪芹决定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文学技术用于新的目的。他写了自己的小说——《红楼梦》,创造了一个阴阳平齐的二元世界。里面出现了众多复杂的人物,他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道”存在。为了打开我们的思路,接受这无数的“道”,曹雪芹反复运用了“隐秘袒露器”和“共情促发器”。通过他的叙事,我们爱上了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并为种种不同的人生道路吸引。
这一文学创新开放了我们的大脑神经,将我们置身于更为宏大多元的体验之中。《红楼梦》的每个角色都在慢慢地扩充我们内心的文化规范,带领我们接触广袤多彩的人性天地,我们像为一大群性格各异的朋友所围绕,可以更自在地做自己。
曹雪芹在重新定位了庄子和古典小说的文学技巧后,又进一步优化了他的发明,独创了两种减轻羞耻的方法,第一种就是“世界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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