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丁的游击战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经过伪装的文学形式,以避免至高的罗马教廷的怀疑。因此,但丁选择了讽喻手法。
讽喻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是“借此喻彼”的意思,其原理是在叙述一件事时暗指另一件事。以下是一个讽喻的例子,由但丁从古拉丁语史诗奥维德的《变形记》中选取:“俄耳甫斯用他的竖琴不仅驯服了野兽,草木和石头也为之动容。”
但丁是这样解读以上讽喻的:
俄耳甫斯代表智者,他的竖琴代表智者的声音,他用这个声音来软化那些如同“野兽”般残酷之人的心灵,让那些头脑如“草木”般愚钝而无法获取任何知识的人开化,甚至令那些“铁石心肠”之人也为之动容。
这样的讽喻是中世纪的教会喜闻乐见的,因为它们能激起惊叹。而惊叹来自叫作夸大的文学发明(详见引言)。从但丁的解读中,你能感受到这一发明,他把一个关于诗人俄耳甫斯的简单故事夸大成一个讲述全能智慧的伟大寓言。
这种由夸大引发的敬畏之情能激活我们大脑的智力区域,让我们感知到更深远的意义,从而丰富我们的思想意识。因此,为了用这些意义填满我们的思想,中世纪的教会尽其所能地把讽喻编织进他们的一切行动。周日弥撒的每一个仪式、祭司长袍上的每一条流苏、祭坛的每一处建筑细节……一切都代表了更深远的意义。
讽喻不仅帮助教会本身变得强大,还帮助它削弱敌人的势力,其中就包括异教徒文学。长久以来,异教徒文学以其斗争的勇气、深情的爱意和苏格拉底式的解脱(关于这几种文学原型,请见第一、二、四章)等另类的生活方式挑战着教会的道德准则。为了压制这些危险的异教徒情感,教会四处设限,颁布如《禁书目录》之类的禁令。不过大多数情形下,教会发现比起对异教徒作家的抑制,讽喻要有效得多:它可以窃取他们的声音。
为了成功夺走他们的声音,教会学者会选取诸如阿波罗、俄狄浦斯或特洛伊战争的异教徒故事,并运用讽喻给它们镀上一层光泽,比如:按道德讲,狂妄自大是致命的罪恶!这些镀光是一种真正的“借此喻彼”,将非基督教徒的话改装成教会的口吻。为了使改装取得更好的效果,学者们偶尔也会更进一步,对故事本身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把讽喻嫁接进去。至今,我们仍能在最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史诗中看到这种嫁接的痕迹,这部史诗就是《贝奥武甫》。
《贝奥武甫》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公元6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讲述了主人公贝奥武甫帮助丹麦国王杀死妖怪的故事。为了激起我们的豪情壮志,和《伊利亚特》及其之前的其他史诗一样,《贝奥武甫》的叙事旨在点燃我们大脑中的勇气(关于勇气的原型,请见第一章)。但在7世纪的某一时刻,彼时英格兰已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贝奥武甫》又被修订,加入了天主教关于“警示”(oferhygd)的教义。“oferhygd”一词意为“狂妄”或“傲慢”,尽管它听起来有正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渊源,但实际上是教会语言学家生搬硬造的词。在这些语言学家之前,傲慢曾被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作一种象征勇士精神的健康元素(具体原因,我们会在第十章中详细分析)。可是在拼凑而成的教义里并不是这样:
啊!备受爱戴的贝奥武甫,切莫被狂妄这个魔鬼冲昏了头脑!不要向傲慢低头!此刻你尚且强壮,转瞬,你就会衰朽死去。睁大眼睛,看看万能的造物主吧!
通过这样一番改装,一个神气的降妖者变成了虔敬的基督徒,诗歌原有的异教英勇变成了一种基督崇拜的洗礼。
教会通过讽喻对异教寓言的改造是但丁再熟悉不过的。在他遭到放逐前的那些岁月,他自己就曾用讽喻的方式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卢卡努斯的《法尔萨利亚》,还有斯塔提乌斯的《忒拜战记》做过夸大处理,把这些作品中的军事征服、降妖巫术,还有野兽神话改编成虔诚的基督教说教。在这样的改编中,但丁透彻地掌握了讽喻的技术。他对讽喻的运用驾轻就熟,甚至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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