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么知道托马斯·莫尔的发明不太奏效的呢?是这样的:“乌托邦”没能像起先的“虚无之地”这个词一样不涉褒贬,反而成为美好社会的代名词。那是因为托马斯·莫尔最初的读者坚信,《乌托邦》只有一个真正的作者,那就是希斯拉德。他们认为,那个叫“托马斯·莫尔”的家伙只不过是个讽刺的噱头。他们把《乌托邦》独特的双作者结构压缩成单一作者的传统游记。然后他们合上书本,余生里都为自己的决断沾沾自喜。
这一对《乌托邦》的反应正符合人类大脑的惯常做法。不管这本小说多么构思精妙,大脑才不会因为它就否认百万年经验证明的偏见的价值。大脑只会本能地拒绝这个构思,当即做出判断,好先让我们保全性命。不过,莫尔对人类天性发起的勇敢挑战并非全无意义。还是有一小部分思维足够开阔的人注意到了莫尔的创举。两个世纪后,其中一人还将有所突破。
这便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出版于1726年的《格列佛游记》。和莫尔的乌托邦幻想一样,《格列佛游记》是一部伪造的游记,其副标题为“世界上几个遥远国度的旅行记”。不过和莫尔不同,斯威夫特没有在自己的假游记里安置两位作者,他做了一项文学创新:借鉴传统游记中可靠而单一的叙事者的设定,并将其换成一位不可靠的叙事者。
这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就是外科医生兼船长莱缪尔·格列佛。假设你恰巧是1726年的一位敏锐的读者,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格列佛”(Gulliver)是化用了“gullible” 这个词。不过,你十有八九还是会选择相信格列佛。毕竟七年前,你在读丹尼尔·笛福风靡一时的游记《鲁滨孙漂流记》时就是这么做的。在《鲁滨孙漂流记》的一开始,你就发现了叙事者鲁滨孙的缺点,他总是不够成熟且异想天开。但你还是相信了他,他也没有让你失望。在旅途中,他皈依了耶稣,给食人族的野人起了个属于文明社会的名字,还开垦了两处农园,在里面培育玉米大麦,制造黄油奶酪,甚至还有葡萄干。就这样,你那对欧洲新教徒的盲目情感得到了愉快的肯定。
因此,你不会想到有这样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其叙事者会把你远远地拽出文化与观念的舒适区,直至你完全迷失。格列佛正是这么做的。他在旅途中历经多次冒险。每次冒险,格列佛总会遇到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怪人。他见识过小人国的渺小居民、大人国自命不凡的巨人,还有飞岛国里恍惚的科学家,并无一例外地对这些奇人奇事报以兴趣。
这种历险模式在小说的最后一卷达到高潮。在最后一卷中,格列佛到达了慧骃国。慧骃国的住民极其奇怪,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马。不过,格列佛还是很尊敬他们。他怎能不尊敬他们呢?这些慧骃国民可不是什么凡马。他们是一群具有高度理性的马,从来不说谎,像对待男性一样平等地对待女性,而且崇尚克己节制、勤学苦练、干净整洁的美德。
这个地方对于格列佛来说简直就是乌托邦。它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这里有一群驯养的动物,名叫“野猢”。它们愚蠢、邪恶、怯懦,当慧骃的马民决定毁灭它们时,格列佛也热烈赞同。不过有一点颇叫人为难:格列佛自己就是一只野猢。你明白了吧,野猢就是人类。于是,格列佛一边崇拜着慧骃的马民,一边陷入诡异的矛盾境地:他开始憎恶自己的同类。
格列佛对人类的厌恶给我们这些读者带来了一种奇怪的神经体验。我们应该和格列佛有同样的想法吗?我们应该厌恶自己吗?这种神经体验越来越怪异。作为慧骃国种族改良计划的一部分,格列佛被驱除出境,不得不返回英国,和“野猢”们生活在一起。然而,当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家时,他的妻子兴冲冲地拥抱他,他却“昏厥了近一个小时”。据格列佛解释,实事求是地讲,这么多年来,他已经“不习惯和这种令人作呕的动物接触了”。
格列佛称其妻子为“令人作呕的动物”,这震动了我们的大脑。如果说格列佛对消灭人类的热情支持还没有激怒我们大脑的前扣带回皮质,那么此刻就不好说了。接下来的情节更加触怒了我们的前扣带回皮质:为了不闻到自己孩子的“人臭”,格列佛疯狂地往鼻孔里塞烟草和薰衣草。然后,他去买了两匹马,每天要跟它们交谈“至少四个小时”。
《格列佛游记》用这样疯狂的结局提升了莫尔的虚假游记打破偏见的效果。在莫尔的模式中,我们的大脑面临两个叙事者,他们要我们做出决定:“哪一个更好?”这种选择绝非易事,但我们起码还有的选。而且,既然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已经得到关于重大选择的训练,那这就是大脑的分内之事。
《格列佛游记》采取了一种更为迂回,也更具心理冲击的方式。它没有让我们做出艰难的选择,而是诱导我们去轻信叙事者,结果挑明这是个错误至极的选择。这个错误正是利用了我们神经仓促决断的本能。于是,到了《格列佛游记》的结尾,我们不是在静静思考:“哪个叙事者更可靠?”相反,在见证了格列佛和马对话、将鼻子塞满香料后,我们的大脑在迷惑中短路了:“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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