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一部虚构的游记,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
“乌托邦新岛”这个地方,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名字借自古希腊语,意为“虚无之地”。不过,尽管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它仍在其最初的读者中引起了轰动。这些人多是学者,他们有着学者一贯的毛病,深受过度自信之害。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的脑子被乌托邦的许多矛盾之处搞糊涂了:
乌托邦是一个没有饥饿和贫困的地方,因为所有穷人都能平等地得到供给。但尽管它有人人平等的道德观,乌托邦里的每个人都拥有奴隶。
乌托邦拥有惊人的科技,比如能一直孵出小鸡的孵化器。然而奇怪的是,它却连航海导航设备都没有。
乌托邦人看起来比欧洲的基督徒还像基督徒,那里的人和耶稣本人一样,散尽钱财,欣然过着一种勤俭的生活。然而,还是这些人,居然赞同最不符合基督教信仰的行为:安乐死和离婚。
一般来讲,游记里的这些矛盾之处并不会让人感到多么迷惑。游记的作者会是可靠的导游,引导叙事进行。到最后,读者也会回到自己的生活,不必费神思考这趟旅程。可莫尔的书并不是依照传统游记模式而作。没有一个作者来扮演可靠的导游,它反而有两个作者,而这两个作者还彼此意见不合。
第一作者是托马斯·莫尔,或至少是他在小说中的代言人。这个“托马斯·莫尔”一开始讲述了他行至法兰德斯那运送桂皮的港口。他在那里遇到了第二作者拉斐尔·希斯拉德。希斯拉德继而讲述他穿过大西洋到达乌托邦的旅程。在希斯拉德看来,乌托邦是个远远优于欧洲社会的理想国。不过“托马斯·莫尔”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许多关于乌托邦的事情是十分荒谬的。
那么谁对乌托邦的认知是对的?是希斯拉德还是“托马斯·莫尔”?书中未置可否。这种矛盾甚至寓于书名中,书名巧妙地包含了一个“和”字,呈现出两层认识——“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究竟“最完美的国家制度”能否与“乌托邦”画等号,只待读者自己去判断。在书的结尾,这种模糊依然存在。“托马斯·莫尔”承认他先前受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蒙蔽,可能对乌托邦心存偏见,他还说自己确实想把乌托邦一些可取之处引入英国。所谓的可取之处是集体食堂,还是给罪犯戴上金镣铐?是一天六小时的工作时长,还是强制性的着装规范?是对无神论者的包容,还是对自由活动的禁令?“托马斯·莫尔”没说,他只是声称自己会就此做更多探讨,随即便终止了叙述。
《乌托邦》的双作者设定要求我们的大脑为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评判:希斯拉德和“托马斯·莫尔”,我们要相信谁对乌托邦的判断?通常来讲,我们的大脑往往会仓促做出决定,这是数百万年来的习惯使然。慢条斯理寻求完美的答案,不如迅速做出相对合格的判断,不然轻则饿肚子,重则沦为他人的口中餐。这便是迫使我们迅速做出判断的生理压力,也是我们大脑里的先入之见的存在缘由。偏见就是一种快捷的结论,它让我们免于久疑不定。毕竟在自然环境中,深思熟虑的下场就是输掉与其他野兽的生死之战。因此,偏见对于大脑而言不纯是懒惰下的刻板印象,而是一种明智的捷径,增加我们能活到明天的概率。
可我们的大脑遇到了莫尔的文字。突然间,捷径已不再重要。因为乌托邦是个虚构之地,决定追随哪位作者的观点,并不会让我们面临任何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在对希斯拉德、“托马斯·莫尔”和乌托邦下判断前,我们大可缓上些时日,甚至永远缓下去。我们可以学习《乌托邦》的书名和双作者结构,不做出非此即彼的表述。起码就莫尔这本书而言,我们可以安住在不偏不倚的中立地带,像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皮罗一样,永保内心的安宁。
不过事实证明,我们大部分人在阅读《乌托邦》时是做不到上述行为的。相反,我们的大脑拒绝了莫尔的巧创,并强行做了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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