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带来了一种戏剧流派,即后来为人熟知的荒诞派戏剧。
在美国,最著名的荒诞派戏剧就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热内1959年的作品《黑人》。该剧一开始,一群黑人表演了一出对白人的谋杀案。接着,黑人演员又扮上白人面孔,化身陪审团给这起案子下了死刑判决。
这幅谜一样的怪景在纽约一炮而红。《黑人》于1961年5月4日首演,其后又加演了一千四百多场,成为彼时最受欢迎的非百老汇戏剧。玛雅·安吉洛对这部剧了如指掌,不是因为她看过这部剧,而是因为她演过这部剧。
她的角色是那些白人陪审团的一员,即白皇后。她有如下台词:
我把自己雕刻成一片废墟,一片永恒的废墟。拖垮我的不是时间和疲倦。是死亡在塑造着我。
这些台词满含深意,但是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废墟怎么能被雕刻?什么崩塌的东西会是永恒的?皇后为什么说她雕刻着自己,又说是死亡在拿着刻刀?
剧中没有给出答案。答案必须由我们这些观众找出。我们必须要声明:“这就是白皇后的台词之于我的意义。”而后,我们就创造了自己的重要时刻,成为存在主义者了。
或者用科学的语言来说,《黑人》鼓励我们积极参与对自我的肯定。它惹人遐想却混乱不清的表演将我们投入一片杂乱的意义中,促使大脑在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中寻到稳定。如果这些价值是家庭,我们可能会想:“这个白皇后好像我的姐姐。”如果这些价值是公正,我们可能会想:“白皇后的遭遇是公平的。”如果这些价值是勇气,我们可能会想:“我不知道这个白皇后到底要干吗,但起码这部剧做了个大胆的尝试。”
通过激发上述神经反应,《黑人》表明文学可以指引我们走向真正的自我肯定。为了实现这一点,文学只需要完成一步有违直觉的动作:从叙事中去掉核心价值。文学不该像《普塔霍特普箴言录》和《沉思录》那样,提供一些供我们回味的普遍真理,而应删除这些价值,吸引我们用自己的信念去主动填补这些空白。
在纽约1961年的炎炎夏日里,这一存在主义的文学突破对安吉洛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当她一夜一夜地以白皇后的形象走过舞台,她发现这样的表演并不能让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自我肯定。许多观众是困惑的,还有一些观众像还未发现存在主义时的安吉洛一样,处于崩溃的边缘,只能感到绝望,没有一丝希望。
之所以有这些千姿百态的反应,原因很简单:《黑人》不只是让我们坚信一个信念,而是迫使我们坚信一切信念。它将我们投入没有固定意义的叙事中,要求我们想象充满私密真理的全新宇宙。如果我们无法立刻完成这个巨大挑战,就会发现自己被困惑和沮丧吞没。
这促使玛雅·安吉洛不禁去想:如果给存在主义创造一个自我肯定的导言呢?如果不把我们直接扔进没有上帝、没有玛特、没有理性的无边深水,而是给我们一个在浅水自学游泳的机会呢?如果在借鉴荒诞派戏剧对自我肯定的鼓励的同时,伸出一只托举之手呢?
这是革新性的构想,但似乎也是无法实现的。哪部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会伸出“托举之手”?存在主义的关键不正在于消去这些外部的引导吗?起初,玛雅·安吉洛对这个难题毫无头绪。不过,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终将为自己找到答案:“托举之手”就是从对当下幸福的把握中收获的智慧,也就是个体存在的生命智慧。
怀着这个亲身悟出的答案,玛雅·安吉洛在伦敦的一家酒店开了间房,去掉墙壁上所有的画作和艺术品。接着,她从行李箱里翻出一本《圣经》、一本词典、一副卡牌,再“小酌一杯上好的干雪利酒”,拿着一本泛黄的信笺,窝在床上开始书写她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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