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那年,爱略特得到了一张便携式写字桌。于是,在位于伦敦摄政公园宽敞的两层寓所里,她舒服地窝在沙发,起草了一部新的小说,即后来为世人熟知的《米德尔马契》。
《米德尔马契》讲述了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书的开篇就表达了对那些失意人物的忧思。那些人“没有找到自己史诗般的生命,也没有将内心的憧憬化为引起深远共鸣的行动,她们收获的或许只是阴错阳差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章节,《米德尔马契》讲述了这样一个“阴错阳差”的生命:这是个女人的一生,她失败得那么彻底,久已被历史遗忘,如今作为一个“湮没无闻的失败者”活着。这听起来特别像高老头。的确,她也是“高老头”。和高老头一样,她是仁爱慷慨的,她死时也无人问津。尽管如此,她对我们的触动和高老头全然不同。因为这个老套的角色创新地结合了和故事的另一元素——叙事者。
《高老头》的开头,叙事者用第一人称“我们”娓娓道来:“我们不是都喜欢通过欺凌他人来感受自己的力量吗?”可接下来,叙事者就放弃了这种具有包容性的“我们”的人称,而变得冷漠起来。最后在高老头的葬礼上,他甚至突然消失不见了,空留我们在原地思考自己该何去何从。
《米德尔马契》的叙事者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路径。一开始她高高在上,但当我们像欧也纳·拉斯蒂涅一样将视线缓缓投向他人的苦难时,她从高耸的山巅走下,对我们轻声说道:
同情那些受苦的人吧,这四处游荡的苦难
随时可能降临在你我身上。
在《米德尔马契》第七十三章,这段话作为楔子出现。它用古典悲剧中共受苦难的集体关怀代替了近代悲剧的自我中心。为帮助我们加入这一集体,这里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叙事方式:它用了“你我”这一词语。
“你我”这个词在文学里极为罕见,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它有一个更为明了的同义词——“我们”。《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本可直接说“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且她的本意也是如此。不过,尽管“你我”这个表达在文学里并不常见,它在日常口语中却很实用:它帮助我们和他人建立联系。与承认既成联系的“我们”不同,“你我”可以激发一种“联系即将确立的”神经感觉。在联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感觉让我们全神贯注于新的联系。假如联系已然建立,这种感觉可以让我们重新确认那种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你和我”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孩童之间的对话中。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确立自身的社会位置、结交新朋友,以及探索新的伙伴关系,我们能感觉到亲密联系的意义。这种联系不是生命中的既定事实,它需要被格外强调,以确保各方的认知。
“你我”的表达常见于孩童之间,偶尔也出现在亲密的成人间,它的确会不时地在文学对话中蹦出来,但它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叙事者口中。即便出现了,也仅以第一人称出现。在《米德尔马契》之前所有已知的文学作品中,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者从未说过“你我”这一表达。这些叙事者与《凯什神庙赞》和世界上其他典籍的“上帝之声”(该文学范式详见第一章)一脉相承。他们不与我们站在同等的高度,也不与我们建立亲密的联结。他们抱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用惊叹和恐惧让我们感到自己的卑微。
《米德尔马契》的开头同样运用到了上帝之声,作者以全知视角低沉而有力地述说“时代”和“人类的历史”。但当叙事者转用“你我”的表述时,她就放弃了典籍里那种高高在上的叙事。她从高处走下,她化身“我”,和我们这些“你”融为一体,让我们感觉有另一个人伴在身边,为孤独的阅读注入一种亲密的神经感受。
这种以第三人称叙事注入亲密感的手法既是小说写作的创新,也是精神的创新。在《圣经》的诗行中,只有一处运用了“你我”,而且还不是上天的声音,而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作者在身处孤苦时的发声:“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我们在此处看到了一个意外的《圣经》片段。一个神圣的作者,没有直接向上帝寻求宽慰,而是对“共同的”人性表达感恩。尽管这个片段出人意料,从两个关键处而言,它仍然符合常理。首先,“你我”的表达是以第一人称说出来的:“我切切地想见你们”,紧随“你我”之后的,是对上帝的感恩: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哪,你们都当赞颂他。
《米德尔马契》突破了这两点。在小说最后,全知的叙事者又一次用起了“你我”的叙事。它没有像《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样臣服于至高的主,而是不断夸大,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向被遗忘的人性致以谢意:
这世间与日俱增的善,一部分有赖于那些无足轻重之举。而你我的境遇之所以没有那么糟糕,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那些忠诚度过默默无闻的一生,死后歇息在无人问津的坟墓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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