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略特的书房里,小说是最新颖的文学创造。而彼时,最为新潮的小说类型是近代的浪漫故事和悲剧故事。
这两种文学类型都试图通过区别个别的体验来捕捉完整的人性。我们的希望和欲望被写进浪漫故事,我们的疑虑和恐惧被写进悲剧故事。但爱略特发现,尽管小说在尽力囊括我们的内心世界,它却对一项重要的思想机能视而不见,这项机能就是感恩。从浪漫故事和悲剧故事中,我们并不会对他人产生健康的欣赏,反而会陷入自我崇拜。
1856年,爱略特在为《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的评论中指出了近代浪漫故事的这一特点。她在文章中讽刺了浪漫故事中常见的自命不凡的主人公:“她嗓音沉婉,头脑聪慧;她衣着得体,无比虔诚;她跳起舞来像个仙女,读起《圣经》时口音端正。”
如果说近代浪漫故事是对读者的吹捧,那么近代悲剧故事则更加严重。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就发誓要在小说《高老头》中完成一项可以替代近代浪漫故事的创造:“注意了!这部悲剧既非虚构,也不是爱情故事。”结果现代悲剧《高老头》非但没有消除浪漫故事的那种自以为是,反而变本加厉。小说以同名主人公高老头的葬礼作结。高老头是一个面粉商人,他倾尽毕生财富换取女儿们的幸福,可自私的女儿们却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就连葬礼上的教士都心不在焉,他勉强读完简短的悼词,拿到报酬后就无礼地离开了。很快,现场只剩下一个悼念者,那就是年轻的欧也纳·拉斯蒂涅,他在黯然落泪。不过,拉斯蒂涅的眼泪并不能证明他的纯良。一离开墓地,他立刻走向巴黎的纸醉金迷,大声宣布:“现在该我俩较量了!”接着,稳操胜券的拉斯蒂涅准备进城诱骗高老头的一个女儿,不择手段地往上攀升。
这个情景深深困扰着乔治·爱略特。1859年10月25日,她在笔记中说自己觉得这个情景“令人生厌”。古典悲剧重视生命的脆弱于微不足道,而它却抛弃了这一模式,宣扬一种对强者的渴慕和对弱者的轻蔑。人们称颂欧也纳·拉斯蒂涅的厌世情绪是科学的生活方式,而将高老头的爱与慷慨贬为愚蠢的滥情。
爱略特把《高老头》放回书架,又在其他数百部文学藏书里搜寻了一番。然后她开始明白,在悲剧和浪漫故事之外,近代文学的自我中心倾向已十分泛滥,甚至触及了小说的内核。与戏剧、口头诗歌等其他早期通俗文学不同,小说一开始不是为了一大批互不相识的现场观众而发明的。我们得独自在个人的想象中完成阅读。在这种深沉的孤独中,我们自己就是一切,我们完全自足,并不需要感谢他人。何况我们该感谢谁呢?身为小说的读者,我们只是坐在孤独的王座上静待叙事展开,像造物者一样观察宏大的生活。
因此,如果爱略特想把人文主义的良药介绍给读者,仅改变当时小说那骄横的自我中心倾向是不够的。她必须颠覆小说的技术,以谦卑和团结推翻它的冷傲。
要使1848年的精神重焕生机,她必须自己开始一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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