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和“感恩倍增器”
1848年是变革的年份。
当春风拂遍欧洲大地,催开百花吐蕊时,数以百万计的马铃薯农和工厂工人揭竿而起,后来,又有无数的修鞋匠、建筑工、粉刷匠、烟囱清洁工、麦农,还有制陶工也加入其中。不论是巴勒莫还是巴黎,维也纳还是慕尼黑,米兰还是威尼斯,布达还是佩斯,南喀尔巴阡山脉还是罗马,列日还是南蒂珀雷里,人们都要求更多的民主、更多的集会自由、更多的食物、更多的人道。贫民区街头到处都是散乱的路障,警方的部队被团团包围,一座座豪宅官邸被突袭攻占。旧的军事贵族摇摇欲坠,新的自由时代即将来临。
但夏天和冬天过后,革命土崩瓦解,内讧和政府的炮弹令革命元气大伤。革命者或被推上绞刑架,或在闹市被枪决,或被扼杀于昏暗的斗室。“我们的手被砍掉,舌头被拔掉,躯体被肢解,”法国的无政府和平主义者皮埃尔-约瑟·蒲鲁东大声疾呼,“我们尝遍失败的滋味,受尽了屈辱!”
这种屈辱最终导致毁灭的一击。虽然大多数革命者在随之而来的镇压中得以存活,保全了双手和喉舌,但他们无法摆脱失败的气氛。当自由退缩不前,他们也只能终日蜷缩在暗影中。在布拉格,温迪施格雷茨亲王用钢枪和刺刀推行军法。德国的议会上,民主团体被解散,专制议会死灰复燃。俄国方面,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下,帝国对出版物的审查越发严苛。
于是,1848年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变革之年,一个“现代历史上未遂的转折之年”。
在相对平静的英格兰中西部,二十九岁的玛丽·安·埃文斯见证了这场失败的转折,她就是日后蜚声世界的乔治·爱略特。乔治·爱略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认同那些革命者,他们的主张纷繁嘈杂,他们的信仰相互矛盾。不过,她仍然钦佩他们变革的劲头。同他们一样,她也认为欧洲“数百万赤贫的灵肉”是一场人间悲剧。同他们一样,她也梦想有一天,王族们可以被关进“某种类似动物园”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可以安然对着水仙和彩蝶施展傲慢与专横。
因此,当乔治·爱略特看到1848年革命燃起的希望以失败告终,不免黯然神伤。她想,我们一定可以从失败中有收获,一定存在告别屈辱、东山再起的方法。
爱略特为这个方法努力了无数次,她最终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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