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案头放着一本助他抚平丧子之痛的书。这本书就是16世纪的畅销书——《卡尔达诺的慰藉》。该书因其从古之圣贤那里提炼出的人生忠告而享有盛名。这个忠告就是:“回想一下,有多少仁人志士遭到命运残酷而不公的打击,却仍在耐心忍受着。”
换言之,不要总对逝去的孩子念念不忘,想想其他那些同样失去孩子的人,想想他们是如何不动声色地忍受着。或者概括来说,要坚毅地承受悲剧。
莎士比亚仔细思索这一古老智慧,然后把它丢开,痛苦地哀叹,日后他将把这份哀思改编进《麦克白》。在该剧结尾,忠诚的战士麦克德夫被贵族洛斯警告称他的耳朵将会听到“最沉重的声响”。麦克德夫隐约猜出那个声音是什么了:“嗯,我大概猜到了。”但他还是没能做好准备。洛斯接着说道:“你的城堡已遭偷袭;你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已被残杀。”这番话令麦克德夫绝望崩溃:“所有我珍爱的人?你是说所有吗?”
这个当口,未来的国王马尔康王子也加入了对话,劝慰麦克德夫道:“把它夺回来,像个男子汉。”对此,麦克德夫反驳:
我是应该这么做,
但同时我也要有人的情感,
我绝不会忘记,
这些是我最珍爱的事物。
在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此刻更为令人震惊。麦克德夫顶撞了君王,还抛掉了坚毅隐忍这些属于男子的古老美德,转而断言:“我也要有人的情感。”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们看来,这一叛逆的言论会招致更多的伤感;现代心理学家却发现,它恰恰是痊愈的开端,这一痊愈过程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即对丧亲之痛的承认。这种承认让我们的大脑深处,如杏仁核的情感中枢和丘脑的记忆网状结构得以放松,从而减轻我们的悲伤。这一过程需要一定时间,而我们也永远无法忘记伤痛。但我们因悲痛产生的极端症状会逐渐减轻,我们的情感最终会恢复到正常的平衡状态。在这种变化中,对伤痛的承认还以另一种方式减轻我们的痛苦,它安慰我们的大脑,告诉它“被悲伤侵袭不是什么错事,也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这种安慰可以提振我们神经的自我价值,降低陷入抑郁的风险,同时防止我们的悲伤情绪里掺杂羞愧之情。
第二部分是对那些——借用麦克德夫的话来说——“最珍爱的”人的美好回忆念念不忘。所有美好回忆都能促使我们的大脑释放多巴胺,从而促进神经的自我快感。多巴胺的目的在于训练我们的大脑从那些过往的快乐里找到更多美好。因此,尽管我们看似在回味过往,但实际上却是在驱动未来。当我们在追忆往昔的美好时,多巴胺逐步地推动我们采取行动,乐观地想起逝者。多巴胺把我们从哀伤的孤独中拉出来,让我们投入前方的生活中。它通过我们对逝者的感恩来减缓我们的痛苦。
早在莎士比亚之前很久,这个两步走的治愈方式就被葬礼这种仪式吸收了。葬礼具有抚慰生者和纪念死者的双重目的。同样的治愈功能潜藏在古希腊悲剧的深处,从其核心而言,它给生活的喧闹按下暂停键,让我们的思绪被死亡的场面占据。在这种间歇的状态下,我们感受到自己难以化解的哀痛,同时缅怀那些远去的生命与美好。
《哈姆雷特》加强了这一古老方法的疗效。这种加强源自莎士比亚对阴谋的舍弃。在古希腊悲剧中,阴谋是最妨碍记忆间歇的要素。阴谋位于间歇的对立面,它把大脑迅速带向别处,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哀悼的沉思中转移开。从《美狄亚》到《梯厄斯忒斯》,再到《西班牙悲剧》,随着悲剧中充斥着更多精巧的阴谋,我们的注意力被不断转移。我们慌乱地陷入一种旋涡,而悲伤获得的关照却越来越少。
《哈姆雷特》摈弃了这一分散注意力的技术。数小时内,我们都被困在原地,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当一些事情发生时,却不是哈姆雷特有意为之的结果。第二幕里,一个戏班子转变了情节的方向,一名丹麦王室成员偶遇了他们,哈姆雷特惊呼道:“这是怎样的一伙伶人?他们怎么会在这里闲逛?”第三幕里,哈姆雷特意外杀死了躲在帷幕后的波洛涅斯,情节再一次偏移。到了第四幕,当奥菲利娅溺亡时,情节又一次发生了转折。如此,莎士比亚的这部剧被分成两种观剧体验。首先,一系列意外和其他杂乱无章的事情发生,把叙事的悬念变成了荒诞。其次,哈姆雷特长久地在行动和对死亡的沉思之间犹疑不决,这些沉思勾起了我们对已逝亲人的追思:充满美好……充满爱意……珍贵的生命……
长久的凝神赋予了《哈姆雷特》变革性的疗愈效果,其情感作用立竿见影、持久有效。1604年,拙劣的诗人安东尼·斯可洛克曾说,在所有“友好的莎士比亚悲剧作品”中,《哈姆雷特》是最受普罗大众钟爱的,这些人能感受到悲伤和震惊,而不同于《卡尔达诺的慰藉》中那些冷静的圣贤。过了六十年,当莎士比亚的其他悲剧作品都被删改或遗忘时,《哈姆雷特》得以重新上演,起先是在伦敦市中心养牛场摇晃的舞台上,后来在牛津寂静的夏夜,再后来到了泰晤士河的滨河地区。它受到了广泛赞誉,剧院常客约翰·唐斯开心地断言:“近几年不会再有一部能如此名利双收的悲剧了。”
莎士比亚没有阴谋的剧情展现出了极佳效果,但它不是《哈姆雷特》对哀悼的唯一创新。这部剧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同时巧妙地解决了悲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一旦泪水决堤就无法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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