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没怎么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打交道。偶尔会与阿拉法特会面,我们俩的关系总的来说还不错。我几乎总能倚仗他给予圣城大学一些支持。沙特人想为大学医学院捐助一栋大楼,征求他意见时,他表示赞同并支持了由日本人为大楼提供设备的请求。
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忘记我在奥斯陆背着他偷偷溜走的“恶行”,但我们在默默无言之间彼此妥协了:我躲过了在他政府的任职;而他则以非正式的方式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建立过一个叫“耶路撒冷部级委员会”的机构,让我加入。和很多委员会一样,我们除了非正式的聊天之外,也没能取得其他进展。为了帮贾布里勒的忙,我也同意去主理杰里科的预防性安全研究院(Preventive Security Academy)。
还有一次,阿拉法特请我带领一个代表团去美国。他希望我们能争取美国犹太人的支持,说服他们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为巴解组织提供资助。我们到了目的地,与犹太领导人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U. 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会面。
401 除了上述活动,我唯一一次深入参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政治事务,是由于我方代表团的唯一重大“成就”:腐败。阿拉法特和他领导的机构可谓步履蹒跚,不过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之下,拉姆安拉还是迎来了一股建设热潮。城中大量涌现出新的酒吧,还开了一家奔驰经销店。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也逐渐正常化,在合法的层面,最充分的表现就是开在杰里科警察学校不远处的一座新赌场。停车场上总是停满了以色列人的车,直到后来一个稀松平常的安息日,爆发了所谓的“阿克萨起义”,坦克的炮火将赌场轰了个稀巴烂。但普通大众从来没喝过鸡尾酒,也从没有赌博娱乐的闲心。他们的生活水平持续而迅速地下降,而那些根据协议精神本应该负责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行政机构反而让局面越来越糟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中东部的一项研究表明,1997年,巴勒斯坦人的失业率是30%,是1993年的两倍;而人均收入更是下降了20%。
对大众来说,还有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名声越来越差,似乎又变成另一个不廉洁的阿拉伯统治集团。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听了让人沮丧。巴解组织的很多成员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宣扬抵制,现在却排着队和以色列人做生意,赚了个盆满钵满;而那些之前出于对原则和“大义”的忠诚而拒绝和以色列合作的人,则发现自己备受冷落。
1996年,我近距离见证了腐败发生的全过程。职业培训学院(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e)是一个旨在为大起义期间的伤者提供帮助的组织,我是学院理事会的成员。我们提名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侄子做院长。后来我们怀疑他中饱私囊贪污了6万美元,于是去与他对质。但他否认了,并拒绝辞职。我们本想强迫他退出,结果他找到穆夫提,后者去阿拉法特面前为侄子作保。阿拉法特相信了穆夫提的一面之词,给院长写信说会保护他。院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胜利的笑容找到我,当面亮出信件,甩给我。我又甩回给他。
后来,关于腐败的争论终于公开爆发了,因为阿拉法特的亲戚兼公共审计官公布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运行以来的第一份财务报表。从报表能看出,该机构中有人在敛财。根据审计员审计,3.26亿美元,也就是整个机构43%的预算,都因为腐败和失败的管理而被挥霍浪费了。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预算的每1美元中,只有10美分被用于教育、健康和社会福利。阿拉法特的主席办公室分得的比较多,而安全部门则吞了三分之一还多。
与公众民心相比,让阿拉法特主席担心得多的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因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大部分资金援助来自外部,他怕财路就此断了。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还向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问起那份财务报表。果敢胆大的《卫报》记者戴维·赫斯特(David Hirst)当面谴责阿拉法特,说他“拼凑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垄断专权大厦,充满了裙带关系、敲诈勒索和赤裸裸的巧取豪夺,自己人中饱私囊,而全社会进一步贫穷枯竭”。
报表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激起了难以控制的辩论。总是非常警惕别人针对自己搞阴谋的阿拉法特认为,美国正在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共谋将他驱逐,欲找人取而代之。他以自己本能的零和博弈思维,不允许像公众民意这种中立力量的存在,认为大众对腐败的不快一定是被某些势力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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