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被虚无与绝望围攻,放射出一束坚定的光。
——W. H.奥登
在哈佛,我和女儿努扎经常就我童话中的人物展开很长的辩论。她对露易丝和飞天毛驴的评价不错,最喜欢的是那个守卫圣墓教堂的高贵骑士,他虽然沉睡,却不改站立的姿势。但她又用少年老成的权威语气告诉我,“好像先生”这个人物就没那么有说服力了。“他是为什么服务的呢?”她发出诘问,“他是谁呢?”我试图向她解释,这个问题不可能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正是因为这个人物的核心性格特点。“要是他真的是自己看起来的那样,我才能准确地告诉你他是谁,但他不是,也不可能是。”我把女儿搞得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非常欣赏和信任努扎卓越的文学鉴赏力和品位,却也固执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好像先生”确实需要留在故事中,我解释道。
我感觉必须保留他,因为对我来说,中东地区的冲突有神秘的一面,这是不能轻易战胜的。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古老而神圣的城市,很多事情的实际常常与表面不一致。很多时候,报纸新闻和历史书都讲不到本质,因为在巴以冲突的中心,有些东西是很难被准确认识和把握的。据我的经验,每每在大家期望能达成重大历史成就,也就是秘密会谈或大胆的外交行动时,事情总会走向新的死胡同。
从在拉德克利夫研究院工作一年后回到耶路撒冷开始——我是2005年7月回来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强震就在这座圣城轰隆而过。有些事情自然是没有改变的:天气;约旦河西岸地区毫不留情地扩张着的定居点;出生于俄罗斯的18岁少年在检查站向老太太吼叫着,颐指气使地发出各种命令。但沙龙总理决定从加沙撤出几千犹太定居者,这一行为被誉为能与戴高乐将军(GeneralDe Gaulle)撤离阿尔及尔的决定比肩的世界历史性事件,毫无疑问也是以色列政坛的一次革命。之前没有一个以色列领导人敢疏散哪怕一个定居点,包括拉宾和佩雷斯在内。而沙龙,这个定居点运动之父,居然就这么做了,还把整个加沙地带的犹太人都疏散走了。
然而,尽管此举开了先例,非常勇敢,沙龙的单边主义还是让情势雪上加霜。沙龙因中风昏迷,没有经历这一切,但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获得井喷式的胜利,这是沙龙之前种种行为造成的后果,无论有心还是无意。他的单边主义仿佛某种扭曲的镜像,推动了完全不支持对话的政治运动。我的老朋友贾布里勒·拉杰布,一直坚持与以色列就“两国方案”进行磋商谈判,从未在这个立场上退让过分毫,结果他在新议会席位的竞选中输给了一个坚信犹太人都是异教徒的大胡子哈马斯。
一个拒绝承认以色列道德合法性,号召对“犹太国”进行终极毁灭,并拒绝抛弃暴力,甚至要以此来达成目标的组织,竟然赢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这对HASHD和其他宣扬和平共存的组织来说是个灾难性的结果。哈马斯和高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狠狠地摔上了通往对话的门。
独断专行和好战精神赢得了选举,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以色列右翼倒是情绪高涨:这就是他们需要的终极证明,与巴勒斯坦人根本无从谈和平。只有水泥高墙、检查站、探测无人机和偶尔的“定点刺杀”能让我们守规矩。
我扪心自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参加阿拉法特的葬礼后,在回来的飞机上,我阅读着《爱与黑暗的故事》,想到了那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即露易丝、阿卜杜勒和阿摩司,一个基督徒、一个穆斯林和一个犹太人,携手种下一棵象征和平的忍冬花,这是不是又一次的异想天开?仇恨与复仇最终赢得了胜利吗?这么多年,我尽全力教给学生的那些观点:诉诸理性而非拳头,破除权威的刻板而争取自由……这些难道都是幼稚的幻想吗?宗教狂热怎么可能胜过理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又是我想解答的一个谜题。但要弄清楚,有点像跟着“大拇指汤姆”(Tom Thumb)的卵石走出黑暗森林。必须要小心翼翼,不然很可能走错路,比如将现状归咎于伊斯兰教。事实并非表面那样,因为尽管有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伊斯兰教也很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能够治愈我们这片被严重侵犯的土地。狂热分子总爱携带一本《古兰经》,但就是不愿意读一读其中关于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部分。同样,以色列人也应该读一读他们的先知关于压迫的言语,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天,为了整理一下思绪,我和圣城大学安全总负责人纳赛尔一起散了个步,就在我们一起从沙龙的推土机下救出的校园之内。
以色列军队同意把高墙移到校园边缘后,纳赛尔将那片曾经要建起分隔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高墙的硬石头地面,变成了花木扶疏的园子,中间有一个喷泉。在这里,因为高墙而去不了耶路撒冷的村民们,能够坐一坐,抬头凝视橄榄山。他们可以在想象中漫步在祖先的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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