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被虚无与绝望围攻,放射出一束坚定的光。
——W. H.奥登
在哈佛,我和女儿努扎经常就我童话中的人物展开很长的辩论。她对露易丝和飞天毛驴的评价不错,最喜欢的是那个守卫圣墓教堂的高贵骑士,他虽然沉睡,却不改站立的姿势。但她又用少年老成的权威语气告诉我,“好像先生”这个人物就没那么有说服力了。“他是为什么服务的呢?”她发出诘问,“他是谁呢?”我试图向她解释,这个问题不可能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正是因为这个人物的核心性格特点。“要是他真的是自己看起来的那样,我才能准确地告诉你他是谁,但他不是,也不可能是。”我把女儿搞得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非常欣赏和信任努扎卓越的文学鉴赏力和品位,却也固执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好像先生”确实需要留在故事中,我解释道。
我感觉必须保留他,因为对我来说,中东地区的冲突有神秘的一面,这是不能轻易战胜的。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古老而神圣的城市,很多事情的实际常常与表面不一致。很多时候,报纸新闻和历史书都讲不到本质,因为在巴以冲突的中心,有些东西是很难被准确认识和把握的。据我的经验,每每在大家期望能达成重大历史成就,也就是秘密会谈或大胆的外交行动时,事情总会走向新的死胡同。
从在拉德克利夫研究院工作一年后回到耶路撒冷开始——我是2005年7月回来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强震就在这座圣城轰隆而过。有些事情自然是没有改变的:天气;约旦河西岸地区毫不留情地扩张着的定居点;出生于俄罗斯的18岁少年在检查站向老太太吼叫着,颐指气使地发出各种命令。但沙龙总理决定从加沙撤出几千犹太定居者,这一行为被誉为能与戴高乐将军(GeneralDe Gaulle)撤离阿尔及尔的决定比肩的世界历史性事件,毫无疑问也是以色列政坛的一次革命。之前没有一个以色列领导人敢疏散哪怕一个定居点,包括拉宾和佩雷斯在内。而沙龙,这个定居点运动之父,居然就这么做了,还把整个加沙地带的犹太人都疏散走了。
然而,尽管此举开了先例,非常勇敢,沙龙的单边主义还是让情势雪上加霜。沙龙因中风昏迷,没有经历这一切,但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获得井喷式的胜利,这是沙龙之前种种行为造成的后果,无论有心还是无意。他的单边主义仿佛某种扭曲的镜像,推动了完全不支持对话的政治运动。我的老朋友贾布里勒·拉杰布,一直坚持与以色列就“两国方案”进行磋商谈判,从未在这个立场上退让过分毫,结果他在新议会席位的竞选中输给了一个坚信犹太人都是异教徒的大胡子哈马斯。
一个拒绝承认以色列道德合法性,号召对“犹太国”进行终极毁灭,并拒绝抛弃暴力,甚至要以此来达成目标的组织,竟然赢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这对HASHD和其他宣扬和平共存的组织来说是个灾难性的结果。哈马斯和高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都狠狠地摔上了通往对话的门。
独断专行和好战精神赢得了选举,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以色列右翼倒是情绪高涨:这就是他们需要的终极证明,与巴勒斯坦人根本无从谈和平。只有水泥高墙、检查站、探测无人机和偶尔的“定点刺杀”能让我们守规矩。
我扪心自问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参加阿拉法特的葬礼后,在回来的飞机上,我阅读着《爱与黑暗的故事》,想到了那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即露易丝、阿卜杜勒和阿摩司,一个基督徒、一个穆斯林和一个犹太人,携手种下一棵象征和平的忍冬花,这是不是又一次的异想天开?仇恨与复仇最终赢得了胜利吗?这么多年,我尽全力教给学生的那些观点:诉诸理性而非拳头,破除权威的刻板而争取自由……这些难道都是幼稚的幻想吗?宗教狂热怎么可能胜过理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又是我想解答的一个谜题。但要弄清楚,有点像跟着“大拇指汤姆”(Tom Thumb)的卵石走出黑暗森林。必须要小心翼翼,不然很可能走错路,比如将现状归咎于伊斯兰教。事实并非表面那样,因为尽管有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伊斯兰教也很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能够治愈我们这片被严重侵犯的土地。狂热分子总爱携带一本《古兰经》,但就是不愿意读一读其中关于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部分。同样,以色列人也应该读一读他们的先知关于压迫的言语,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一天,为了整理一下思绪,我和圣城大学安全总负责人纳赛尔一起散了个步,就在我们一起从沙龙的推土机下救出的校园之内。
以色列军队同意把高墙移到校园边缘后,纳赛尔将那片曾经要建起分隔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高墙的硬石头地面,变成了花木扶疏的园子,中间有一个喷泉。在这里,因为高墙而去不了耶路撒冷的村民们,能够坐一坐,抬头凝视橄榄山。他们可以在想象中漫步在祖先的城市中。
我坐在花园里,完全陷入了沉思。我的思绪在过去二十年的时光里飘飞。在我为工会联盟工作的日子里,没人能想象亚辛在加沙创立的那个不起眼的慈善机构,有一天会在沙龙的推动下控制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现在,选举已经结束,我只感到震惊。新教育部规定的教材会让你脑子里充满各种邪恶的寓言,比如说犹太人就是十字军,必须以“现代萨拉丁”的方式被赶跑。我脑海里掠过一个个伊斯兰教重要人物:哈马斯可能会往先知穆罕默德手里放一把剑,奥马尔也一定有一把。
坐在花园里,听着喷泉中的水流汩汩,我的大脑在飞快转动。哈马斯的胜利,对很多人来说,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划时代碰撞的最终结果,但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其实,我越想就越意识到,最能证明他们将伊斯兰教曲解误用的,恰恰是他们宣称要保卫的传统,他们也用传统为自己拒绝与以色列对话的行为进行辩护。我们这边的激进主义者吸收接纳了很多欧洲革命的虚无主义却不自知。不管他们用多么华丽繁复的传统来粉饰意识形态,这其实都是现代欧洲执着于“纯净”的产物。我认为,伊斯兰教倡导四海一家的体面与包容,以及穆斯林与往昔仇敌握手言和的能力,将促成最终的胜利,因为这是有古代传统和文本基础的,比现在这些极端分子的口号根基深厚多了。
只要一想到原教旨主义者对伊斯兰教的曲解,我就会想起父亲和母亲,以及我孩提时代听过的那些故事。我从小成长于其中且无比热爱的耶路撒冷,不是地图上一个简单的点,也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穆斯林之城;尽管有那么一块“无人区”,它依然是人间通往圣地的门户,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先知——他们都有远见卓识,有着鲜活的人性——济济一堂,尽管这些场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这话值得一提,因为给圣地留下伤疤的政治分歧是始于宗教想象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必然产生交锋,也必须克服和解决。
多年来我时时想起却一次比一次让我心酸的故事,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夜行登霄。童年时,这个故事就已经深深渗透到我心中。随着岁月流逝,它更是成为我耶路撒冷穆斯林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大部分穆斯林都会告诉你,耶路撒冷的神圣主要是因为穆罕默德在这次夜间飞旅时,从圣石上升天;是这趟旅程让穆罕默德来到了神的面前,神对他面授机宜,讲述了穆斯林祷告和礼拜的方法。古老的故事中说,从神那里回来之后,穆罕默德领着众先知祷告。但有个问题从来没人问过:为什么穆罕默德要来耶路撒冷?穆罕默德为什么要选择那块巨石作为升天面见真主的地方?这难道不是肯定了伊斯兰教承认这块石头早先被犹太教(和基督教)赋予的神圣意义吗?
一百年前叙利亚出版的旅行书籍,毫无障碍地将尊贵禁地说成犹太人的圣殿山,就像我成长过程中所接受到的伊斯兰教思想,让我绝不怀疑地相信,圣母马利亚的儿子耶稣也是神派来的先知。
无论是童年还是成人以后,夜行的故事总是与伊斯兰教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的故事密不可分。讲故事的人告诉我,从北边一路赶来的奥马尔准备进入圣城。他没有像罗马皇帝那样架着镶金的马车,在士兵的簇拥下前来,也没有像法老骑在奴隶的肩膀上过来,而是和唯一的仆从轮流骑一匹骆驼赶来。奥马尔应该是想教导我们,在神面前,就算享有最崇高政治地位的人,也并非其他任何人的主人。
来到圣城时,他把剑插回剑鞘。耶路撒冷不能用绝对的武力去征服,也不应该被血腥和掠夺玷污。奥马尔从拜占庭主教索弗洛尼乌斯那里接过城中各处的钥匙,其中包括圣墓教堂的;然后平静地步行进入城市,再移步到圣墓教堂。接着,一个犹太人为奥马尔指出了圣殿曾经矗立于其上的巨石。故事里还说,确认了位置后,他用自己的袍子把巨石擦干净,仿佛为这神圣之地服务是任何人求之不得的无上荣光;没有人能有那个胆量自称是这里的主人。
毫无疑问,现在管理我国的哈马斯立法者一想到“敌人”竟然是我们穆斯林身份的源头,就会怒气冲冲。但那些原教旨主义者要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清除出去,就必须首先用暴力破坏伊斯兰教。从最深层次的形而上学讲,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盟友”,任何想要分割他们的企图都是现代欧洲“纯粹”民族迷思的产物,这种思想是要清洗、排除外来者,沙龙的高墙就是一个象征。
很奇怪的是,在这狂热暴戾当道的日子里,我能想到的穆斯林精神的代表之一是露西,就是我创作的童话里那个叫露易丝的女孩。她也是带有象征性的三个人物中的一个,与其他两个一起,为这被战火撕裂的土地带来和平。哈马斯大胜之后,露西是巴勒斯坦和平阵营中少数能抵挡阴郁情绪的人之一。
选举之后,《国土报》的一位记者请求采访露西,毫无疑问是预设她会悲伤哀叹的。露西在我母亲住处对面的美国侨民饭店,和记者面对面提起自己的哲学家父母,以及自己移居耶路撒冷的决定:“我来这里,是因为爱上了萨里。”她说的最多的是自己成立的组织,中东非暴力与民主组织(Middle East Nonviolence and Democracy,MEND);她的“无暴力,更明智”运动;她参与制作圣城大学版《芝麻街》,这个节目已经恢复播出,传播着相互尊重和宽容的信息。她还提到自己参与制作的两部影片,来展示她在教育和媒体领域的工作:《梦之死》(Death of a Dream)讲述了法蒂玛·穆萨的故事,她在军队检查站排队的时候,流产了;《一个女人的决心》(A Woman's Determination)讲的是一位急切想要学习法律的女性,不顾家庭反对勇敢抗争的故事。
比起那些宗教狂热分子,露西身上体现的伊斯兰教精神更淋漓尽致。我这样说,是因为她在采访中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开放态度,并且相信我们人类可以用逻辑和意志创造奇迹。在我看来,这些思想完全符合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这个宗教。“未来仍然有无限可能。”她坚定地说道。巴勒斯坦人为哈马斯投票,并不是想要宗教独裁或与以色列无休止地开战。他们给哈马斯投票,是因为厌倦了法塔赫。“巴勒斯坦公众已经受够了暴力带来的苦痛。他们最渴望的就是过上正常的生活。”
作为进一步的解释,露西举了个例子,她的MEND里有一名图勒凯尔姆的活动人士,从哈马斯成员那里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有兴趣跟他合作。“你看,”她告诉记者,“也不全是黑的。”就连哈马斯也能转换思想,探索对话与和平的可能。
“也不全是白的。”这位以色列记者回应说。
“你知道有什么全白的东西吗?”露西反问道,露出迷人的微笑。
我这本书记述了破碎与被侵犯土地上的生活,也许,用露西的这些智慧之语来结束是最好不过的。善与恶,白与黑,对与错,“我们”与“他们”,我们的“权益”和他们的“掠夺”,将这片圣地撕裂。只有当我们静下来聆听传统的智慧,承认耶路撒冷不能被征服或被暴力维系的时候,才能看到唯一的希望。这座城市属于三种信仰,向全世界敞开。即便沙龙树立了高墙,之后哈马斯又赢得了大选,我那个童话的结尾在我看来依然合适:三个分别来自“姊妹”宗教的人物,手牵手一同种下了一棵忍冬花。与此同时,“好像先生”站在远处提醒我们,事情永远不是表象能概括的。在耶路撒冷交错纵横的古老街巷中,奇迹与惊喜总会潜伏在某个转角处,时时提醒着你,这里不是单靠测量员挥挥杆子就能摸清楚的普通之地,这里无比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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