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意大利的大学讲堂,讲述那些关于审讯的形而上学理论时,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争取难以捉摸的“外在”自由,到底需要抛洒多少鲜血。尽管我明白,最终能为我们赢得自由和国土解放的,一定不是枪支,而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并不清楚——现在也仍旧不清楚——这样的结果到底何时才会到来。讲座时我还不知道的一件事是,我很快也将进入一个审讯室面对两个选择:要么继续与侵占我们领土的人抗争,要么失去我的家人。
大起义开始时,从学龄儿童到白发老婆婆,每一个人都在催泪弹的烟雾中游行前进,情绪高昂,心甘情愿。这种反抗精神起到了奇迹般的作用,调动了上百万人的热情。和大部分巴勒斯坦人一样,我毫不犹豫地就让家人也投身其中。自愿成为巴勒斯坦人的露西和土生土长的本国人一样投入,有时候甚至更为热心。这就是她的自觉,她经过深思熟虑,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将另一个民族的悲剧命运视为自己的命运。我仅有十几岁的儿子贾迈勒也会偷偷在黄昏时分溜到后门外,练习自己的涂鸦技巧。我心中充满自豪,远远地看着他和本地的法塔赫“杂牌童子军”举起巴勒斯坦的旗帜,在墙上涂满反占领的口号。
1990年,起义已经两年了,我仍然沉浸于赢取自由的决心与人生意义中,这使得我的兄弟们不得不提醒,我还应该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弟弟哈特姆当了其他兄弟的代言人,他在伦敦的一次家族聚会上质问道,“你可以任由那美妙的革命毁了你自己的生活,但没有权利把这个强加在你孩子身上啊。”一开始我根本没明白他在说什么。“你什么意思?”我打断了他。
“教育!父亲让我们受了最好的教育,你的孩子也应该这样。”
当时,孩子们都在新门内一家耶稣会会士办的学校上学。贾迈勒刚刚上高中。那所学校不错,符合耶稣会会士办学的一贯水平。我还辩解说,我的儿子们正在接受的可是全世界任何高级预科学校都给不了的教育。哈特姆对我嗤之以鼻:“你可能觉得你搞这个革命意义重大得很,但是别忘了,你自己一路上的可都是最好的学校。你应该给你的孩子同样的选择权,之后他们再来决定怎么运用自己所学的东西。你不也是吗?”一直敢于担当的哥哥扎基提出,等我的三个儿子上完当地的高中,他会出钱让他们去伊顿公学读一年预科。
何乐而不为呢?我心想。“好,说定了,一年伊顿。”真正让我改变心意的,倒不是扎基的慷慨大方,而是政治局势的发展。我自己或者说孩子们可能面对的命运令我有些紧张。“爸爸,”一天早上,我开车送小儿子巴拉克去上学时,后座上的他对我说(那时候他最多7岁),“我想问问,大起义之前大家有生活吗?”这个问题如同一把尖刀刺穿了我的心。
我对阿布·吉哈德遇刺事件依然记忆犹新。不管哪里,不管是谁,我眼中所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很多还是我的亲密朋友,他们或被抓入狱,或被驱逐出境。1990年的开斋节,加沙的士兵朝示威者开了火,打死3人,打伤数百人,其中重伤30人。大约同一时期,一群多年来被“大以色列”言论搞得头脑发热,自以为是救世主的犹太人,打着“圣殿山忠诚者”(Temple Mount Faithful)的旗号,计划行进到圣墓教堂,为“第三圣殿”奠基。他们的企图不胫而走,尊贵禁地发生了暴乱,警察开了枪,18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50人受伤。费萨尔将后续描述得最为详细:“我周围充满着悲吟;在神圣之所,处处升腾着怨毒的诅咒。血腥味混合着催泪弹与火药味,堵塞了鼻腔和眼眸。这气氛令人窒息,死亡与灾难令天地黯淡阴沉,我开始准备向神哀求和祈祷……哦,神啊,人们的灵魂中充满着恐惧……请不要让它们转化为仇恨。”
听说此次暴力事件时,我刚好在拉姆安拉。在冲突稍微显露出一点点苗头时,贾迈勒所在的学校就关闭了,把孩子们都送回了家。但贾迈勒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去了尊贵禁地,懵懵懂懂地闯入了枪声与暴乱的中心地带。和他同路的一位朋友,腿被子弹击中。贾迈勒亲眼看到屋顶上的士兵们朝人群开枪。他头顶有一架直升机,机关枪的子弹如雨点一般扫射在抗议者身上。
母亲、露西和我花了两个小时,狂乱地寻找他。后来他终于出现了,谢天谢地,没有缺胳膊少腿,没有受伤,但已经亲眼见证了很多可怕的故事,甚至还让美国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的制作人闻讯而来,找他做了采访。那集的主持人是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节目中播放了一段游客拍摄的现场录像,画面显示士兵在未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开火。这对以色列官方的说法——什么阿拉伯人朝犹太朝拜者扔了石头,才引发了以色列作出相关反应——是一个有力反击。贾迈勒也给出了类似的证言。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带着孩童的天真无辜,又口齿清楚、思维清晰,让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相形见绌。尽管内塔尼亚胡是个颠倒是非的销售高手(他曾经从事过高端家具的销售工作),却绝对比不过一个诚实的男孩子,把事情真相实事求是地讲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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