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偶尔会碰面,从中安排的人是法赫德·阿布·哈吉。法赫德会安排我们俩在民宅的地下室或田野中等任何能说话的地方进行密会。之所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接头,主要目的是由我向他说明那些传单中列出的法塔赫战略;而他则将这些消息转述、散布到法塔赫的组织网络中,之后再告知我网络中的新进展。我们还在另一个方面进行合作,就是对起义方进行经济援助。我把从国外走私回来的现金交给他,他再转交给那些被通缉的逃亡者。
一听说他被捕,我就感觉仿佛被人突然刺了一刀,很痛。那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痛,随之而来的还有恐惧。我很清楚,审讯者一定会使尽浑身解数迫使他开口。
几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去俄罗斯侨民区的监狱。我一到地方,就有以色列军官迅速将我从接待处押送经过一个布满卷曲生锈的铁丝网的区域,进了监牢,又直接把我带到一间审讯室。他们并未对我正式问罪,所以我知道这次时间不会很长,除非我说漏了嘴,不小心透露了什么信息。但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带到监狱的审讯室?要问问题的话,在办公室或俄罗斯侨民区的任何一个房间都行,何必大费周章地进监狱呢?
负责审讯的人真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没有介绍,没有寒暄,没有假模假式的幽默,直接通知我说,从一个犯人那里逼问出了关于我的信息,情节很严重。现在他们手里握着证据,证明我不仅和被占领土上的法塔赫头领保持联系,还给他送去了大量的金钱。
这是个陷阱,我没上当。我不跟审讯者说话,而是开始观察起自己的指甲。我一边思考,一边心跳加速:要是审讯者真的逼问出了什么,他们要做的肯定不是吹嘘自己调查成功,而是用种种罪名控告我。他们显然是怀疑这位犯人和我有合作,但就是证明不了。他们这是在诈我自己承认,这样就能对我们提出指控了。饵在那里,但我不会咬钩。
“是啊,”我云淡风轻地对他们说,“我以前应该是见过这家伙。”接着又补充说,除了那次很随机偶然的见面,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与大起义或法塔赫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他接近我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就这些,没别的了。“很多人想跟我聊啊,也包括以色列人。我是个教授嘛,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又很讲礼貌,根本不懂拒绝。我在圣地通讯社的工作又需要见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
审讯者一口咬定他们已经抓住了我的把柄。于是我改变了战术。“这个胆小鬼,想不到居然还是个骗子,”我如此评价那个犯人,“他到底为什么要陷害我啊,肯定是为了给他真正的联系人打掩护。”
好几个小时,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兵来将挡:他们坚称证据确凿,而我承认见过这个犯人,但坚定不移地否认其他事情。最终,他们明白这个计策无法奏效,就把我放走了。
之后他们又逮捕了更多人。一次围捕行动后,以色列人不仅抓住了好几个统领团成员,还抓走了伊扎特·加扎维和哈姆扎·斯马迪,后者是我在圣地通讯社的同事,每月帮我做与传单相关的工作。
所有被捕的人都被带到佩塔提克瓦的特别监狱中。有好几个星期,我都无法打听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消息。本来,律师通常能稍微打听到被捕人士的下落、罪名和被对待的情况,这次却是死一般的寂静,一星半点儿消息都没有。
一直等到两年后哈姆扎出狱,我才听说那些噩梦般的审讯。其中一间审讯室的墙上有块黑板,审讯者在上面写下几个名字,再互相连上线。最上面的一个名字就是我的巴黎联系人阿布·塔里克,下面紧接着就是我——萨里。再下面又写了几个别的名字,包括哈姆扎和他的狱友们。有些名字之间用实线连接,有些打着问号。被审讯的人要来填空,证实这些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能不能建立正式的联系,证明统领团的法塔赫代表是直接听令于我的;又或者,我一直以来对以色列人说的都是真的,就是有很多人上门来找我,其中有些人恰巧是统领团成员,这事跟我没关系?
辛贝特的那些情报专家已经厌倦了被欺骗、被玩弄的感觉。他们一次次地围捕统领团成员,每次都认为已经完全斩获了领袖团体,结果到下个月的9日,又会发现有个无形的网络一直在暗中运行,一切还在继续。渐渐地,他们也开始发现那些暗处的秘密,又真的抓到了一些高阶囚犯,当然要好好拷问一番。
审讯的手段可谓残忍至极,有4位曾经多次入狱,承受过数百小时审讯而面不改色的英雄也没能忍住,开了口。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朋友,曾经和我一起办过报纸的法赫德·阿布·哈吉。审讯者把他扔在一间完全封闭的小黑屋里长达25天,让他站着,并用锁链铐在厕所门边,这样他根本睡不着。每天只有那么一小会儿可以取下铐子,吃点东西,清洗一下。一次,一个审讯者狠狠地打了他,害得他暂时性失明了。
最终,他们迫使他签了一份告罪书,还按了手印,以增强真实性。“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告罪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法赫德·侯赛因·艾哈迈德·阿布·哈吉,作出如下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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