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意大利的大学讲堂,讲述那些关于审讯的形而上学理论时,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争取难以捉摸的“外在”自由,到底需要抛洒多少鲜血。尽管我明白,最终能为我们赢得自由和国土解放的,一定不是枪支,而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并不清楚——现在也仍旧不清楚——这样的结果到底何时才会到来。讲座时我还不知道的一件事是,我很快也将进入一个审讯室面对两个选择:要么继续与侵占我们领土的人抗争,要么失去我的家人。
大起义开始时,从学龄儿童到白发老婆婆,每一个人都在催泪弹的烟雾中游行前进,情绪高昂,心甘情愿。这种反抗精神起到了奇迹般的作用,调动了上百万人的热情。和大部分巴勒斯坦人一样,我毫不犹豫地就让家人也投身其中。自愿成为巴勒斯坦人的露西和土生土长的本国人一样投入,有时候甚至更为热心。这就是她的自觉,她经过深思熟虑,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将另一个民族的悲剧命运视为自己的命运。我仅有十几岁的儿子贾迈勒也会偷偷在黄昏时分溜到后门外,练习自己的涂鸦技巧。我心中充满自豪,远远地看着他和本地的法塔赫“杂牌童子军”举起巴勒斯坦的旗帜,在墙上涂满反占领的口号。
1990年,起义已经两年了,我仍然沉浸于赢取自由的决心与人生意义中,这使得我的兄弟们不得不提醒,我还应该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弟弟哈特姆当了其他兄弟的代言人,他在伦敦的一次家族聚会上质问道,“你可以任由那美妙的革命毁了你自己的生活,但没有权利把这个强加在你孩子身上啊。”一开始我根本没明白他在说什么。“你什么意思?”我打断了他。
“教育!父亲让我们受了最好的教育,你的孩子也应该这样。”
当时,孩子们都在新门内一家耶稣会会士办的学校上学。贾迈勒刚刚上高中。那所学校不错,符合耶稣会会士办学的一贯水平。我还辩解说,我的儿子们正在接受的可是全世界任何高级预科学校都给不了的教育。哈特姆对我嗤之以鼻:“你可能觉得你搞这个革命意义重大得很,但是别忘了,你自己一路上的可都是最好的学校。你应该给你的孩子同样的选择权,之后他们再来决定怎么运用自己所学的东西。你不也是吗?”一直敢于担当的哥哥扎基提出,等我的三个儿子上完当地的高中,他会出钱让他们去伊顿公学读一年预科。
何乐而不为呢?我心想。“好,说定了,一年伊顿。”真正让我改变心意的,倒不是扎基的慷慨大方,而是政治局势的发展。我自己或者说孩子们可能面对的命运令我有些紧张。“爸爸,”一天早上,我开车送小儿子巴拉克去上学时,后座上的他对我说(那时候他最多7岁),“我想问问,大起义之前大家有生活吗?”这个问题如同一把尖刀刺穿了我的心。
我对阿布·吉哈德遇刺事件依然记忆犹新。不管哪里,不管是谁,我眼中所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很多还是我的亲密朋友,他们或被抓入狱,或被驱逐出境。1990年的开斋节,加沙的士兵朝示威者开了火,打死3人,打伤数百人,其中重伤30人。大约同一时期,一群多年来被“大以色列”言论搞得头脑发热,自以为是救世主的犹太人,打着“圣殿山忠诚者”(Temple Mount Faithful)的旗号,计划行进到圣墓教堂,为“第三圣殿”奠基。他们的企图不胫而走,尊贵禁地发生了暴乱,警察开了枪,18名巴勒斯坦人丧生,150人受伤。费萨尔将后续描述得最为详细:“我周围充满着悲吟;在神圣之所,处处升腾着怨毒的诅咒。血腥味混合着催泪弹与火药味,堵塞了鼻腔和眼眸。这气氛令人窒息,死亡与灾难令天地黯淡阴沉,我开始准备向神哀求和祈祷……哦,神啊,人们的灵魂中充满着恐惧……请不要让它们转化为仇恨。”
听说此次暴力事件时,我刚好在拉姆安拉。在冲突稍微显露出一点点苗头时,贾迈勒所在的学校就关闭了,把孩子们都送回了家。但贾迈勒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去了尊贵禁地,懵懵懂懂地闯入了枪声与暴乱的中心地带。和他同路的一位朋友,腿被子弹击中。贾迈勒亲眼看到屋顶上的士兵们朝人群开枪。他头顶有一架直升机,机关枪的子弹如雨点一般扫射在抗议者身上。
母亲、露西和我花了两个小时,狂乱地寻找他。后来他终于出现了,谢天谢地,没有缺胳膊少腿,没有受伤,但已经亲眼见证了很多可怕的故事,甚至还让美国新闻节目《60分钟》(60 Minutes)的制作人闻讯而来,找他做了采访。那集的主持人是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节目中播放了一段游客拍摄的现场录像,画面显示士兵在未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开火。这对以色列官方的说法——什么阿拉伯人朝犹太朝拜者扔了石头,才引发了以色列作出相关反应——是一个有力反击。贾迈勒也给出了类似的证言。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带着孩童的天真无辜,又口齿清楚、思维清晰,让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相形见绌。尽管内塔尼亚胡是个颠倒是非的销售高手(他曾经从事过高端家具的销售工作),却绝对比不过一个诚实的男孩子,把事情真相实事求是地讲述出来。
一天我问我积极参与革命的朋友,即曾经与我们一起和阿米拉夫对话的萨拉赫,是否担心过自己年幼的孩子们。当时他遭受了行政拘留,刚刚被释放不久。
“什么意思?”
“嗯,你坐牢的时候难道不想他们吗?你有没有扪心自问过,这一切是不是值得呢?是不是值得你和他们骨肉分离?”
萨拉赫几乎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以一种面无表情的严肃看着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他虽然把声音压到近乎耳语,仿佛在向我讲述一个秘密,却字字都是呼吁和呐喊,“我去坐牢,就是为了他们以后不用坐牢。”
在我看来,萨拉赫的回答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我们所有人正在为之奋斗的事情。我们的抗争,都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一个没有路障、坦克、催泪弹或行政拘留的未来。一个不会处处都感觉遭受冤屈和不公平的未来。
以色列的绳索越收越紧,辛贝特就快要摸清神秘的统领团是如何运作的了。不管我们的谈话多么语焉不详、多么专业地避重就轻(我最喜欢用的计策是表面上在谈论康德,其实意指解放战略),不管我多么严格地控制自己和法塔赫活动人士的直接联系,接连的逮捕和审讯也逐渐压缩了我的可操作空间。快没时间了。
雅各布甚至一度命令《星期一报道》停办。(露西办的这份英文报纸特别受欢迎,不但所有的外国使团都有订阅者,以色列的报社和机构也都纷纷订阅。)一段时间后,我的朋友萨米尔·斯倍哈特被驱逐出境,另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被捕。还有一次,以色列人成功抓捕了法赫德·阿布·哈吉,他是我与拉姆安拉各个群体的主要联系人。纳赛尔·阿凡迪再次被捕,他之前已经有多年的牢狱生活。这次(他进阿布格莱布监狱是多年以后的事),以色列人给他套了个尖顶黑头套,给他套上锁链,让他在狱中痛苦地蹲了一个月。
大起义持续时间越长,就有越多起义领导人消失在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甚至失去生命;如此一来,统领团就越难统一和领导巴勒斯坦人民。
针对“通敌者”的轻率杀戮行动爆发了。来自多个地区的消息叫人无比担忧。大起义之初,我们这些所谓的“领袖”就宣布赦免所有的巴勒斯坦通敌者。他们只需要在所在村镇的最大广场上公开承认自己曾经的身份,请求乡民们的原谅。
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套路。在一个又一个地区,煽动情绪的破坏分子带着枪,从他们在以色列境内栖身的安全住所回到之前逃走的地方,背后一定有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协助。而且,虽然哈马斯也已经开始反对占领,他们和法塔赫的活动人士之间却也在爆发争斗。巴勒斯坦人有着环环相扣的紧密亲族关系,个人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演化升级为群体冲突,造成整个村庄的分裂。多个派别之间纷纷发生了内讧。
监狱里也逐渐传出类似的消息,血腥暴力让法塔赫与哈马斯陷入争斗。那里的“自相残杀”也是有套路的,通常会有某个特工挑起矛盾,暴力让争斗更为激进,让参与起义的活动人士更难支持我们倡导的“不流血的革命”。有些派别希望将大起义往暴力冲突的方向推动,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多的激进言论甚嚣尘上。
根本不需要什么重要的战略情报,我们很轻易就看出,以色列正在准备并逐渐实施新一轮的攻击。刺杀阿布·吉哈德,逮捕数万人,这些手段都没能奏效。他们又发起了新的秘密战争,就是从内部攻破。一如既往,他们将巴勒斯坦社会分裂成互相攻击敌视的派别,最好用的策略,永远都是利用伊斯兰教。
为了破解以色列的战术,我代表法塔赫在耶路撒冷组织了一些秘密会面,地址选在一位忠诚的穆斯林和法塔赫支持者家中,他不愿意看到民族撕裂,内战爆发。代表哈马斯的贾米勒·哈玛米(Jamil Hamami)也和我达成一致,要将两个团体之间所有的隔阂都消除在萌芽之中,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占领。我们俩谈着谈着,就开始起草第一份哈马斯一法塔赫联合传单。
我努力想将哈马斯和法塔赫团结起来,原因很简单,我清楚以色列人正在利用哈马斯破坏世俗民族主义的根基。哈马斯还在继续和我们争斗,但当时他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也完全能够反对以色列了。亚辛总挂在嘴边的目标,变成了针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巴解组织发动“圣战”,最后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疆域从特拉维夫一直延伸到约旦河。1989年,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国民发动袭击。以色列政府取缔了哈马斯,并在亚辛命令自己的喽啰绑架并杀害了两名以色列士兵后逮捕了他。
为了避免大起义恶化成与以色列的暴力斗争,我作出了种种努力,但那些只是权宜之计。就算是和占领方陷入防守僵局——我们扔石头,他们将我们打得头破血流、投入监狱——也意味着起义就此失败。以色列无论从人力还是武器装备上,都要大大优于我们。我们要么继续进攻,要么一败涂地。而我思考的结果是,我们的“武器库”里,最强有力的进攻武器就是独立宣言,要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并邀请以色列在双方互相承认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磋商。
我通过巴黎的联系人得知,“侯赛尼文件”对于巴解组织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然而很不幸的是,阿布·吉哈德已经去世,突尼斯那些还活着的人,最感兴趣的只有独立宣言本身;而对于另一部分,即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组建临时政府,他们就没那么热心了。
“侯赛尼文件”非常清楚地预言了之后以色列大量逮捕起义人士的情形。以色列政府绝不可能容忍这样一个政府,我们任命的任何临时政府官员都会被立即逮捕。“就让他们把我们关起来吧!”我告诉人们,“我们会继续任命新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他们抓得越多,我们雇用得就越多。每当他们逮捕了新任的法官、教育部部长或邮电局局长,全世界就会进一步认识到占领的本质。他们打击我们的行政和公务,恰恰是一种反讽,会让他们的占领行为成为笑柄。”
费萨尔终于出狱了,我如释重负。他到达耶路撒冷的几个小时后,我就和他在那里的一家酒店里进行了秘密会面。“我们要为临时政府奠定基石,”我对他说,“我认为这应该是你的主要使命。”
我的话似乎并无说服力。“我是推土机,不擅长建造。”我一五一十地向费萨尔描述“任命重要领导人、领导人被捕、再任命新领导人”这种前赴后继的情景后,他如此回应道:“我的使命是扫清障碍,拆除地雷。让跟随在我身后的那些人负责建造吧。”他说话仿佛《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
接下来,在我位于阿布迪斯的家举行的智囊团会议上,我再次提起临时政府的事。我事前请记者拉德万·阿布·阿亚西准备了一份资料,提出了将各种自治委员会纳入中央政府部门的办法。他准备的资料完全符合我的设想:他提出的,我们讨论的,正是一个临时政府的基础结构。
但临时政府的计划根本没有实施,部分原因是1988年11月阿拉法特宣布他将发表一份独立宣言,地点在阿尔及利亚,而不是“侯赛尼文件”提议的耶路撒冷尊贵禁地,而且其中也不会提及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执笔那份宣言的是巴勒斯坦大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所以通篇文字震撼人心、用词优美。但在我看来,这份宣言也有些耽于崇高的词句而流于表面,而缺少终止占领的务实性建议。
不过,就算没有建立实体的政府,独立宣言本身也是很重要的里程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对宣言翘首以待。在拟定公布的那天,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耶路撒冷旧城的几个清真寺和教堂,请神职人员在指定好的时间敲钟,把大家都吸引过来。我的计划是将数万人聚集在尊贵禁地,将宣言读给他们听。我希望,一个被占领的民族,一个正在大起义的民族,能够聚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宇宙中心,共同庆祝独立。
宣读宣言的那天,以色列突然在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实施完全的宵禁政策。那是我记忆中最为严苛的宵禁,我们的生活仿佛就这样戛然而止:街道上看不到汽车、行人,甚至仿佛鸟儿都消失了。在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对我的家人们来说,宵禁算是因祸得福,因为无法出门,我终于能有大段的时间陪孩子们了。
不管宵禁不宵禁,我都决心要赶往尊贵禁地。所以,我无视当局的规定,一头扎入这城市诡异的寂静之中,步行跨越了两个山谷,直奔橄榄山,通过父亲墓地所在的狮门进入了耶路撒冷。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和我一样成功到达,其中大部分是清真寺的神职人员,住处就在附近。汉纳·西尼乌拉和他的基督徒妻子也到了场。坚持不信教、保持世俗生活的汉纳,举目眺望着古老圣殿山上的尊贵禁地。他很可能从未涉足过那里,更未曾与这么多神职人员结伴前往。
我们全部走进了阿克萨清真寺。在事先说好的时间,圣墓教堂的钟声响起,四处的尖塔上都是悠扬的召唤声。所有人共同庄严朗诵属于我们的独立宣言:
巴勒斯坦,是三种一神教的信仰之地,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发源、成长、发展、茁壮之地。因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确保其民族自身、国土与历史之间永恒合一。
面对异族侵犯的意图,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彻底贯彻对历史的坚定不移,塑造了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受到亘古至今的文明与文化的滋养,多样性与良善的传统之鼓舞,巴勒斯坦人民得由其自身与祖先基业团结而统一,扩充规模。来自圣殿、教堂与清真寺的召唤,赞美造物主,歌颂悲悯与和平,这就是巴勒斯坦诚心想要传达的信息。为了自由与祖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代代相承,不惜献身投入战场,连成人民反抗不断之链,为国家独立,我们的意志有了英雄的化身。故而人民奋战不已,胜利将至……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加紧呼吁谈判磋商。在法塔赫刊物《黎明报》的英文版中,我公开呼吁巴解组织展示自己的影响力,实现人民的心愿,给大家想要的和平。我敦促巴解组织拿出一个和平战略。那篇文章题为《巴解组织代表的是人民,而非巴解组织自己》("The PLO Represents the People,Not Itself")。
我希望以色列公众也能广泛接收到我的信息,所以重申了之前的观点:“两国方案”符合双方民族的自身利益。不过也指出,这个选择的机会可能会从我们手中溜走。“民众接受‘两国方案’是需要心理准备的,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心理并不会一直持续。现在,这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心之所往,但要是这种希望开放、和平的心情得不到回应,也会很快消退。这情绪仿佛一颗流星,虽然非常接近,也可能转瞬即逝。所以必须趁接近时,看准时机抓住它。”我重申自己以前的观点,暗示说,要是不小心的话,以色列人面对的可能就不是争取独立的和平运动,而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种族歧视运动。
那些日子,我的心情在1989年圣诞节寄给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的一封信函中有所体现:
尊敬的阁下:
在这个全球和平的日子,在这片和平的土地上,渴望和平的人们视您为和平的使者、人类道德力量战无不胜的化身,欢迎您,爱戴您。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巴勒斯坦,对强权歧视、不公与抢夺人民权益发起挑战的,正是人民意志,以及他们对自由和公平的渴望。人类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战斗,我们对种族歧视与排外主义的共同抗争,是其中一场;而这种斗争的化身,正是和平的先知;今天,我们庆祝的恰恰就是他的生日,我们歌颂他为推动人类事业所做的努力。
我的公开立场从以色列官方得到的唯一回应,是专门负责跟踪我的辛贝特探员更为勤勉的监视。雅各布和他的同伴们很有方法地完善着他们的工作图表,试图准确指出我在领导层的位置。就算还没拿到证据,他们也开始对我展开迂回的攻击了。从一开始,他们的进攻路线就是蓄意制造恐惧。他们很可能做了个心理侧写,确定控制我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我最爱的东西去威胁我。而我最爱的,不是名声、事业或个人的生死与健全,而是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
一天晚上,我正和家人一起坐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听到门外响起嘈杂混乱的脚步声。有人在我们用来停车的后院活动。我立刻打开中庭的灯出去了,结果发现有三个肥胖的蒙面人围着我那辆破旧的欧宝车,有个人手里拿着汽油桶和一块破布,显然是想把车给烧了。我大声呼喊并朝他们跑过去——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我当时穿着拖鞋,手上唯一的武器就是电视遥控器——但也成功将他们赶走了。他们很可能以为我是个保镖,所以落荒而逃。
几位邻居听到我的叫喊也跑来帮忙。我们绕着房子转了一圈,看有没有什么财产被破坏。一位邻居指着一面墙上刚刚喷上去的涂鸦:“比尔泽特的先知⋯⋯”这句话并没有写完。我觉得这看着像通敌者的杰作。第一个线索是,那几个人看上去都是人到中年且大腹便便,而哈马斯通常会派年轻机敏的激进主义者来参与这类任务。他们的计划是烧车,然后喷上这个涂鸦,让我以为是穆斯林的某个派别因我那些反伊斯兰教的异端思想而敌视我。这样一来,大家就会认为,我在各个派别之间的奔走调停不但失败了,自己还成了他们共同的仇敌。
这是我本能的想法,后来得到了证实。我的朋友阿比德·哈利姆四处打听了一下,我们通过当地加油站工人了解到,那些人就是在那里买的汽油,他们都住在这个地区,是大家都知道的通敌者。
还有一次,辛贝特利用传单搞了个伎俩。以色列安全部门有时候也会自己发传单,署名是某个被捏造出来、我们闻所未闻的巴勒斯坦“派系”。这种传单有好几个用处,其中之一就是迷惑大众;效果更好的时候还能挑起争斗或内讧。“传单战”是以色列的进攻手法之一,要从内部攻破起义者的意志。
其中一张传单似乎送到了被占领土上每一家的信箱里,内容里公开抨击我是个“沙龙王子”。这样说的人脑子里想的可不是马基雅维利。之所以称我为“王子”,是因为我出身于一个所谓的高贵家庭,而且一双“清白无辜的手”并不像那些真正的起义人士一样,满手滴着真实的血泪。意为我这个人,在巴勒斯坦同胞于枪林弹雨中奋勇冲杀的时候,还在阿尔卑斯山悠闲度假。手上没有沾血的人,无权染指政治,也绝对没有资格谈论和平。(为了让一些被捕的统领团成员透露我在起义中起的作用,审讯者列出我频繁出国的记录,想证明当这些同志在监狱暗无天日之时,他们这位贵族朋友正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呢。)
一位以色列记者问我,对于这些恶言毁谤的传单,我有什么感想。他的预设肯定是我会很不快,因为之后我的回答让他难以置信地不停摇头——“他们说我有一双‘清白无辜的手’,这有什么可不高兴的?谁要真能有一双清白无辜的手,那可全靠神的恩赐啊。如果我的双手清白无辜,那我只会感恩。我也祈祷,以后双手能变得更清白。我也很感恩我的同胞能见证我享有这份福泽保佑。”
1989年,辛贝特和特工雅各布进行了新一轮的搜捕,这回他们很幸运,逮捕了被占领土上法塔赫的最高代表,也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人物。起义伊始,他就立刻上了以色列的重点通缉名单,被迫找地方藏身。起义的两年中,他一直都很低调。
我们俩偶尔会碰面,从中安排的人是法赫德·阿布·哈吉。法赫德会安排我们俩在民宅的地下室或田野中等任何能说话的地方进行密会。之所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接头,主要目的是由我向他说明那些传单中列出的法塔赫战略;而他则将这些消息转述、散布到法塔赫的组织网络中,之后再告知我网络中的新进展。我们还在另一个方面进行合作,就是对起义方进行经济援助。我把从国外走私回来的现金交给他,他再转交给那些被通缉的逃亡者。
一听说他被捕,我就感觉仿佛被人突然刺了一刀,很痛。那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痛,随之而来的还有恐惧。我很清楚,审讯者一定会使尽浑身解数迫使他开口。
几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去俄罗斯侨民区的监狱。我一到地方,就有以色列军官迅速将我从接待处押送经过一个布满卷曲生锈的铁丝网的区域,进了监牢,又直接把我带到一间审讯室。他们并未对我正式问罪,所以我知道这次时间不会很长,除非我说漏了嘴,不小心透露了什么信息。但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带到监狱的审讯室?要问问题的话,在办公室或俄罗斯侨民区的任何一个房间都行,何必大费周章地进监狱呢?
负责审讯的人真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没有介绍,没有寒暄,没有假模假式的幽默,直接通知我说,从一个犯人那里逼问出了关于我的信息,情节很严重。现在他们手里握着证据,证明我不仅和被占领土上的法塔赫头领保持联系,还给他送去了大量的金钱。
这是个陷阱,我没上当。我不跟审讯者说话,而是开始观察起自己的指甲。我一边思考,一边心跳加速:要是审讯者真的逼问出了什么,他们要做的肯定不是吹嘘自己调查成功,而是用种种罪名控告我。他们显然是怀疑这位犯人和我有合作,但就是证明不了。他们这是在诈我自己承认,这样就能对我们提出指控了。饵在那里,但我不会咬钩。
“是啊,”我云淡风轻地对他们说,“我以前应该是见过这家伙。”接着又补充说,除了那次很随机偶然的见面,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与大起义或法塔赫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他接近我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就这些,没别的了。“很多人想跟我聊啊,也包括以色列人。我是个教授嘛,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又很讲礼貌,根本不懂拒绝。我在圣地通讯社的工作又需要见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
审讯者一口咬定他们已经抓住了我的把柄。于是我改变了战术。“这个胆小鬼,想不到居然还是个骗子,”我如此评价那个犯人,“他到底为什么要陷害我啊,肯定是为了给他真正的联系人打掩护。”
好几个小时,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兵来将挡:他们坚称证据确凿,而我承认见过这个犯人,但坚定不移地否认其他事情。最终,他们明白这个计策无法奏效,就把我放走了。
之后他们又逮捕了更多人。一次围捕行动后,以色列人不仅抓住了好几个统领团成员,还抓走了伊扎特·加扎维和哈姆扎·斯马迪,后者是我在圣地通讯社的同事,每月帮我做与传单相关的工作。
所有被捕的人都被带到佩塔提克瓦的特别监狱中。有好几个星期,我都无法打听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消息。本来,律师通常能稍微打听到被捕人士的下落、罪名和被对待的情况,这次却是死一般的寂静,一星半点儿消息都没有。
一直等到两年后哈姆扎出狱,我才听说那些噩梦般的审讯。其中一间审讯室的墙上有块黑板,审讯者在上面写下几个名字,再互相连上线。最上面的一个名字就是我的巴黎联系人阿布·塔里克,下面紧接着就是我——萨里。再下面又写了几个别的名字,包括哈姆扎和他的狱友们。有些名字之间用实线连接,有些打着问号。被审讯的人要来填空,证实这些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能不能建立正式的联系,证明统领团的法塔赫代表是直接听令于我的;又或者,我一直以来对以色列人说的都是真的,就是有很多人上门来找我,其中有些人恰巧是统领团成员,这事跟我没关系?
辛贝特的那些情报专家已经厌倦了被欺骗、被玩弄的感觉。他们一次次地围捕统领团成员,每次都认为已经完全斩获了领袖团体,结果到下个月的9日,又会发现有个无形的网络一直在暗中运行,一切还在继续。渐渐地,他们也开始发现那些暗处的秘密,又真的抓到了一些高阶囚犯,当然要好好拷问一番。
审讯的手段可谓残忍至极,有4位曾经多次入狱,承受过数百小时审讯而面不改色的英雄也没能忍住,开了口。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朋友,曾经和我一起办过报纸的法赫德·阿布·哈吉。审讯者把他扔在一间完全封闭的小黑屋里长达25天,让他站着,并用锁链铐在厕所门边,这样他根本睡不着。每天只有那么一小会儿可以取下铐子,吃点东西,清洗一下。一次,一个审讯者狠狠地打了他,害得他暂时性失明了。
最终,他们迫使他签了一份告罪书,还按了手印,以增强真实性。“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告罪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法赫德·侯赛因·艾哈迈德·阿布·哈吉,作出如下供述……”
……1988年9月左右,祖海尔·凯希(Zuhair Qaisi)告诉我他是大起义统领团的成员,请我帮他传信。当时以色列当局正在通缉他。祖海尔叫我送一封短信给萨里·努赛贝。我答应了……给萨里送了信,他给了我大概4,000约旦第纳尔[约12,000美元],叫我转交给祖海尔,我也照办了。我还在萨里和祖海尔之间传了好几封来往信件。
有好几次我都从祖海尔那里将传单稿件送给印刷人。1988年12月6日之前,我还在祖海尔和阿卜杜勒·法塔赫·舒哈德(Abdul Fattah Shuhaded)之间传信。两个星期后,阿卜杜勒·法塔赫到比尔泽特大学来找我,请我转交一封信给萨里,并从萨里那里拿给大起义的钱。我把信交给了萨里,两天后他给了我10万约旦第纳尔[约30万美元]。我把钱转交给了阿卜杜勒·法塔赫。同时阿卜杜勒·法塔赫又给了我一封给萨里的信。萨里给了我8万第纳尔[约24万美元],让我交给阿卜杜勒。
另一个犯人的供认更让我难逃罪罚:
我,签名人,作出如下供述:1988年8月18日,我获释出狱,在法拉难民营住了一个月,然后回到了比尔泽特村的家中。两个星期后,祖海尔·凯希来到我家,说是探望被释出狱的我。我们闲聊了狱中的生活。后来他又来找我,告诉我他遭到当局通缉……叫我去找哈桑·阿比德·拉布(Hassan Abed Rabbo),一个耶路撒冷记者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把一份传单的草稿带给他。我记得应该是“第32号传单”。
那段时间祖海尔找到我,告诉我萨里·努赛贝那里有支持起义活动人士的钱,叫我去耶路撒冷的萨里办公室拿钱。第二天我找到萨里,告诉他是祖海尔派我来找他拿钱的。(我是1985年在比尔泽特大学学习期间认识的萨里,我上过他关于巴勒斯坦的课。)
萨里告诉我钱还没到,两天后再来。两天后我又去了,发现钱已经到了。他在美国侨民酒店门口给了我8万美元……两天后我又从萨里那里拿到了5万美元,他是从车里(一辆灰色的欧宝阿斯科纳)递给我的……又过了两天,萨里在办公室里又给了我5万美元。
还有一份句句属实的供述,和其他供述一样,为辛贝特填补了一些关系图中的空白:
以神之名,我作出如下供述:法国法塔赫组织的阿布·塔里克指派我统管对第33到35号传单的建议工作。阿布·塔里克还指派我统管往传单上加评论的过程。他给萨里·努赛贝打电话谈论过相关问题,并且通知他我要去找他。阿布·塔里克、萨里和我之间经常进行电话交流。
我和萨里·努赛贝见了面,对传单提了意见,然后传单就被传送给哈桑·阿比德·拉布……最终拍板第33到35号传单内容的是萨里,因为他是被占领土上的法塔赫最高领导人。我是自愿亲手写下这份供词的。
我们不可能用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观点去看待巴以冲突,情况并非一方完全光明,另一方完全黑暗。因为正当你兴高采烈,认为自己这方完全正义,而敌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野兽行径时,自己这方的人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敌人则会做一些看起来很正确的事情。
1990年年初,以色列显然是占着上风的。他们想攻破统领团和大起义的领导层,将领导人一个个拿下,他们作出努力,并且初见成效。情势日渐焦灼,陷入僵局,每天都是折磨,双方力量的悬殊也开始显现。巴勒斯坦人起义伊始的那种高涨的同心与团结开始瓦解,原因也完全可以理解——商店停业,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搞得经济形势无比糟糕。为了家人得以果腹,工人们开始回到以色列人给的工作岗位。“耶路撒冷文件”中所说的抵制行动,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抵制已经很难进行下去了。
起义活动人士想强制阻止工人到以色列人那里去讨生活,出现了很多怪诞的场景。这样一来,双方免不了发生一些龃龉争斗,进一步破坏了社会结构。起义疲态渐显。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进攻方,先是爆发反抗行动,然后是“十四点”“耶路撒冷文件”,还有独立宣言。如今,我们这个民族革命的创造动力似乎只剩下厌恶——对占领恶行的厌恶,以及对我们自己的不齿——为了吃饱肚子,竟然只能伸手向敌方讨生活。
现在,角色发生了转换,采取主动行动的变成了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拉宾已经认识到,要挫败作为政治进攻的大起义,对我们进行身体上的折磨,让我们断骨流血是没用的;有效的对抗武器是以色列的外交攻势。
拉宾是个相当讲求实际的人,对意识形态有种天生的怀疑,总是更倾向于见机行事。他要在外交方面找突破口,找来的专业人士是雅各布·佩里(Ya' akov Peri),辛贝特的领军人物。佩里通过自己的人脉网络,和各个地方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联系,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后来出现在“沙米尔计划”(“Shamir Plan”)中。
雅各布·佩里到狱中探视了费萨尔,两人讨论的核心是在被占领土上举行选举。他还联系了哈马斯的领导人,看他们对此事有何打算。(之后不久,艾哈迈德·亚辛就被释放出狱了。)
与此同时,佩塔提克瓦的四位统领团囚犯突然发现狱方对自己不太一样了。牢饭变好了,枷锁消失了,狱卒用礼貌得甚至称得上恭敬的态度,把他们引到监狱另一区的某个房间,这次那里没有刑架,而是一张谈判桌。这次,审讯者竟然和他们谈起了政治。“大起义领导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些以色列人按照佩里的指示,探问囚犯们的意思,“他们真的像传单上所说的那样,希望通过谈判磋商争取和平吗?”
谈判就这样持续进行着。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似乎是直接来自“十四点”(比如从各个人口中心撤军),有的则是我们与阿米拉夫的谈话中提及的。双方讨论着一个个问题,以色列人一直在记笔记。五天的对话之后,辛贝特的人草拟了一份一页半的文件,大致给出了一个框架,要通过谈判得出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草案的核心部分就是举行选举。抓捕者和囚犯进行如此的思想交流,真是前所未有;你来我往中,只有一点悬而未决:囚犯们强调——被打到半盲的法赫德尤其直接和坚定——要是没有总部设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人的背书,双方的协议根本无从谈起。
“这个我们清楚,”以色列官员回应道,“但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如何参与进来呢?你们有什么建议?”
“这个问题,我们要先询问一下领导们。”犯人们告诉对方。对方问都有哪些领导,犯人们提到了费萨尔和我。“没问题啊,”对方说,“你们要是想,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带到这里来见你们,你们直接问就可以了。或者给他们带个信,看他们怎么说。”犯人们当然都比较紧张,怕把我们带入陷阱,于是要求见费萨尔的律师贾瓦德·布洛斯。
贾瓦德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也是大部分重要巴勒斯坦政治犯的首选律师,以色列安全部门的人已经很熟悉他了。他性格很合群,会说希伯来语,穿着打扮总是一丝不苟、无可挑剔,令这些安全人员很欣赏。于是他们和贾瓦德联系,请他来探视四位犯人。他和犯人们聊天,了解了他们的供述和之后谈判的情况。
贾瓦德从监狱回到耶路撒冷,直接来到我在阿布迪斯的家。“萨里,我刚刚见了四个人,他们告诉以色列人,写传单的人是你。他们在供述书里说你和费萨尔是大起义的领导人。”我刚刚把气喘匀,他就递给我那份一页半的文件,并告诉我以色列人希望这份草案能够转交到突尼斯,但那些巴勒斯坦政治犯说要给我先过目一下。
贾瓦德出了我的家门,又径直去找了费萨尔,给他讲了整件事情。费萨尔第一反应就是怀疑以色列谈判的企图:“那些傻瓜,应该马上停止谈判!”
而这边厢,我立刻通过巴黎的阿布·塔里克将文件传真给了阿拉法特。都走到这一步了,我也无可隐瞒了。游戏结束了,以色列人清楚我做了什么,我也不用再演戏了。
阿拉法特没有回复传真。
以色列总理沙米尔肢解了佩塔提克瓦文件,用他的“沙米尔计划”取而代之,计划的核心完全和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目标背道而驰。计划中谈到了选举,但只是想借力打力,用以平息大起义,并没有说明选举之后的措施。整个计划不过是“以色列之梦”的老调重弹,要夺取我们最好的土地,然后留下我们清扫混乱的街道,自己开挖下水道。计划中只字未提以色列撤军,没有说要将水等资源还给我们,更没有提到要清除定居点或军事基地。而计划中的结论是什么呢?想要选举,前提是回归日常生活,没有抗议,不要投掷石头,不要叛乱,不要大起义。这个所谓的“计划”只有一点让人困惑,就是沙米尔和他的同僚竟然认为我们会上当。
说来也怪,宣布“沙米尔计划”时,亚辛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在被占领土上举行选举是“喜闻乐见的一步”。这位头领都已经对以色列人发动恐怖袭击了,竟然还在搞乡村联盟政治。毫无疑问,他这是要以真正愿意对以色列妥协退让的温和派为代价,进一步做大做强自己的组织。
我感到困惑,但也很愤怒。历史又重演了,这本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大好机会,可以通过真心实意的谈判和努力,达成真正的和平,居然又因为心胸狭窄的政客固执己见,用了阴谋诡计,浪费了这大好时机,一切成了泡影。已经有那么多人抛洒了热血,我不可能坐视事态恶化。我在萨拉赫丁街的圣地通讯社办公室中废寝忘食地工作,尽全力要揭露“沙米尔计划”的骗局。我写了一份声明,告诫国际社会和以色列公众,要警惕该计划真正的企图。(1992年,经过投票,沙米尔下台了,那时候他才透露自己当时的真实目的——“我们会把自治权挂在嘴边,说上十年;与此同时,我们又笼络了犹地亚和撒马利亚50万人的心。”)
1990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早晨,负责监视我的辛贝特探员雅各布带着他的人和一群士兵一起出现在圣地通讯社。当时还早,我还没到办公室。他们把我所有的文件和电脑硬盘都收起来,放在箱子里。“如果被我们找出了什么,”他们朝我的秘书丢下一句警告,“就会把你锁进洞里,把钥匙扔掉。”
雅各布一出现在门口,秘书就给我打了电话,我也马不停蹄地往那边赶。通讯社外面围满了边防警察,这群人可是最爱乱开枪的。
我推开他们一路跑上楼。“你们在干什么啊?”我一进办公室就发出质问,“这是一间事务所,我们在这里谋生。只有这样,我们才买得起面包。”
“那你去买蛋糕呗。”一位军官以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式的残忍玩笑打断了我。他们下令将我们赶出办公室,然后把金属门关上、焊死,大门口贴上了一张军令:政府下令,通讯社关闭两年。之后不久,希伯来语的媒体上开始出现各种报道,说以色列安全部门手里拿着供述书,上面有我的所作所为。有篇文章在标题中说我是“给大起义发薪水的人”,就像黑手党中负责发钱维持各个活动的会计。工业贸易部部长沙龙利用这些供词为自己助力,进一步游说各方,想将费萨尔和我驱逐出境。信仰者集团的头领们把这个心愿挂在嘴边已经多年了。沙龙对内阁同僚坚称,只有将我们驱逐出境,大起义才会结束。他还将美国入侵巴拿马作为成功经验举例。在当时里根治下的美国,“一个民主国家决定进行自我防卫,因为发现自己的公民受到威胁。如今,以色列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应该对那些威胁犹太人生命的人采取同样的手段”。
沙龙提出的解决方案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一天,我开车经过西耶路撒冷的一条街,看到一群以色列人举着横幅,站在总理家门口,其中一些还是孩子。一个小女孩手里举着一张比她大很多的海报,上面写着:驱逐努赛贝。曾经挥舞锁链殴打阿拉伯人,也曾属于阿米拉夫阵营的学生负责人察希·哈内戈比,公开呼吁对我进行审判。
佩塔提克瓦的囚犯回到了各自的牢房。在针对他们的控告书(分别是第108/89和109/89号)中,政府公诉人说的有些是事实,有些是错误的。他指出我是输送大起义资金的渠道,并负责“为大起义起草报道和传单”,这是对的。而有些就是胡编乱造了,比如指控我支持朝以色列人“投掷燃烧弹”,还支持“持刀械斗”。
通讯社关闭后,我的“非法活动”已经降到了最少。一开始,我将行动地点转移到了母亲家。反正我要做的事情也减少了,因为费萨尔出狱了,可以重新担起我在他入狱期间担任的领导责任。
淡出公众视线令我很是解脱。在我看来,起义已经陷入困境了。我仍然参与一些致力于促进巴以对话的团体和外交会议,偶尔写一两次传单。但我心中的大起义精神已死。如今,这场事业唯一的作用就是带给我漫无目的的痛与苦难。
到了11月,我的追捕者已经有了充足的时间,他们查阅了我全部的文件档案和电脑硬盘。他们命令我回到俄罗斯侨民区接受质询。这次雅各布带了三个穿便衣的军官,都能说点阿拉伯语,还算听得过去。说得最流利的那个人说话最多,他指着一摞文件,说这些是“煽动性的材料和文章”,叫我认一认。“我的律师不在场,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回答道,还假装打了个哈欠,补充说这堆文件“似乎基本上”是我办公室的,都是些“外部资料”,是工作需要。我请他们不需要了就给我还回来:“我得干活儿谋生呐。”
整整四个小时,他们一直拷问我有关大起义的问题,同时也告知我,在政府的眼里,我早就已经犯了无法饶恕的罪行。他们没有明说什么,但一直坚称我是在“危险地带”,还暗示我未来的命运,说他们马上就要签发一项命令,驱逐我的朋友萨米尔·斯倍哈特,就像已经遭此命运的马尔万、贾布里勒·拉杰布、穆罕默德·达赫兰和阿克拉姆·汉尼亚一样。他们掌握的信息也足够将我驱逐出境,或判我多年监禁。
我没松口,还是坚称大家只是喜欢和我聊天对话。“不对,不对,不对,你们都错啦,”我拿出对待他们应有的演技,拍胸脯保证道,“我可没什么组织。我只是认识很多人嘛。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人参与了大起义呀?”我也知道他们不相信我。
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把怀疑我做的事情和各个犯人说我干过的事情,桩桩件件列举了个遍。我继续演出难以置信的样子,同时一直尽全力掩饰自己颤抖的双手。
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改变了策略。审讯仿佛结束,他们开始“表演”,气氛变得轻松,他们互相打趣,全都喜笑颜开,不但对彼此笑,更是对我笑脸相迎。
讲了几个笑话后,他们笑着看我,仿佛已经忘了之前的对话,提了几个非常阴险的问题,声音语调变得非常粗俗,仿佛街头流氓。
“你老婆是英国人,对吧?”(他们重复了几次“英国”这个词,每次都会窃笑。)“她叫啥来着?露西,对吧?露露西西。”(几个人又窃笑起来。)“她开一辆红色标致车,是吧?”一个人开心地大喊起来。“对的,黄色的车牌。”另一个人帮腔。“跟我们说说吧,”雅各布看着我,语气严肃了些,“你难道不担心别人把她认成以色列人吗?特别是她开车回你在阿布迪斯的家,她的卷发别着发卡,真好看呐。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那些大起义的自己人,很可能把她当作敌人的。”(“哈哈哈哈哈!”)“你那些传单,简直是燃烧弹哪,她说不定也会坐在车里被燃烧弹烧死。”这话说完,一个军官摇着头,假心假意地向我表示同情,“可怜的露西啊。”之后是片刻的沉默。
他们又找到了新角度:“你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叫……贾迈勒,对。金发,是吧?贾迈勒,哈哈,阿拉伯语里面这不是‘美人儿’的意思吗?”周围一阵大笑,“另外两个……在一个学校上学,对吧?就是新门里面那个学校,对吧?在那儿开车想掉个头都不容易。”
阿拉伯语说得最好的那个人以非常详细准确的细节,描述了露西每天开车穿过新门送孩子去上学,下午又去接他们放学的路线。他很清楚露西什么时间在哪里。他还阴恻恻地补充说:“你知道那条狭窄的街道有多危险吗?人们站在那儿,有时候士兵就会开枪。你想想,突然有人示威游行,露西刚刚开车过来,没法掉头往回开。孩子们也被困在里面。想想就挺可怕的,你说是不是?”
“还有你那位老母亲呢?”他们装出一副很关心她的样子,“她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是吧?你难道不害怕这种疯狂的大起义中,她会发生什么不测吗?有些人特别疯狂,你应该清楚。”
这个战术持续了五个小时,之后他们放我回了家。时间已经半夜了,我开始思考两段审讯之间的逻辑联系。他们想说的很清楚:我们知道怎么对付你。如果你爱自己的家人,就应该收拾东西滚出国境。
几天后,我和自己的以色列律师阿诺德·斯帕耶尔(Arnold Spaer)先生见了面;他是来自波兰但泽的德国犹太人,20世纪40年代早期曾和我父亲一起学习过。他说自己和公诉人联系过,对方说,政府手里已经掌握了足够判我15年监禁的证据。他们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对我进行公开庭审;要么我就自愿被流放三年,所有罪名一笔勾销。
我面临着食言的风险。多年来,我一直在赞颂那些对抗审讯者的反叛者,现在自己怎么能够屈服于敌方的威胁呢?而且我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可能入狱,也可能被流放。别无选择,我只好忍受着恐惧,继续走下去。
我告诉斯帕耶尔先生,希望能公开庭审,我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平台,捍卫我们进行非暴力反抗的权利。他将我对指控的回应传达给当局。这回应的主要内容是:“我从未在任何观点中煽动过暴力,也没有呼吁过要清除以色列。恰恰相反,我力主采取非暴力战略,目标是与以色列谈判磋商一个‘两国方案’。”以色列人对此无动于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等待一个更为合适的时机。海湾危机将成为他们完美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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