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在洛根机场,我平生第一次踏足美洲大陆,感觉很兴奋。
除了牛津那个公子哥儿杰伊之外,我还没交过什么美国朋友;欧洲和阿拉伯的左翼圈子里盛行反美情绪,我的心理也难免受些影响。尽管如此,美国长久以来的冒险精神和敢于创新的勇气,一直暗暗吸引着我。还没和露西一起走出机场,我就莫名地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我们很快适应了有规律的工作和生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忙碌。我们找了一间公寓,买了些二手家具和一辆大众甲壳虫老爷车,车里面有一部分完全锈掉了。不过,我们还是毫无顾忌地开着车去长途露营,就连肃杀的隆冬也会出行。我们还交了新朋友。不过,我很快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做本科时期无所顾忌的自由派了。
观察美国这个既生机勃勃又散漫破烂的民主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时尼克松刚刚辞职。越战已经结束,但媒体发布各种归国战俘的影像,又唤起美国人战败的痛苦。雪上加霜的是通货膨胀和犯罪事件,而且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还在拼命抬高油价。“你们阿拉伯人用油桶就制服了我们”,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我听了不下一千遍。
波士顿的校车事件暴露了那里严重的种族紧张气氛。几年前马丁·路德·金被枪杀,似乎让黑人激进主义者的立场更能站住脚了——如果想改变现状,你必须武装起来,就算以防万一也好。
露西和我很快找到了个好去处,阿尔及尔咖啡馆(Café Algiers),就在哈佛广场旁边;会有学生在那里彻夜抽烟,吞云吐雾之间营造出一种巴黎左岸咖啡馆“革命”般的气氛。在很多这样的咖啡馆里,以及文学和哲学课堂上,学生们会谈论美国民主的“衰败”和“危机”,仿佛20世纪60年代余音绕梁。这个超级大帝国未来的领导者们谈论着一种新兴优越制度的衰败,而他们就身在制度中,最终的命运也是为这制度服务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我旁观这一切,觉得有点好笑。牛津代表了一个行将衰亡的殖民帝国沉溺于文学与谈话的悠闲生活;哈佛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里的学生明显有着很强的学术抱负,因为蒸蒸日上、强健发展的美利坚帝国正需要这些最优秀、最聪慧的年轻人为其添砖加瓦。
有时候,露西和我想暂时远离剑桥市的紧张生活,就开着小甲壳虫去躲避现代美国的兴奋与骚动。短程去康科德(Concord),就能手捧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和《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在瓦尔登湖(Walden Pond)畔朝圣一个下午。
美国给了我家的感觉。小时候的我从未认同过自己作为哈希姆王族统治下约旦国公民的身份。我隐约地意识到自己属于阿拉伯国家,但那只是一种理想。说到真正有国旗代表的具体国家,只有英国为我展示了从小到大听长辈灌输的公民价值。然而,在英国的经历也让我深知,不管我能把这个国家的语言掌握得多么好,也不管我妻子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多么纯正,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成为英国社会的一分子。英国是那样狭小逼仄,社会系统根本轮不到外来者踏足。
来美国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的气氛实在太不一样了。我有那么一点怀念欧洲的古怪:哈佛大学的各类活动里没有杰里米·边沁的标本。不过,英国那些束缚我手脚、让我有所保留的无形屏障在这里也不存在。美国是一片广阔天地,机会遍地,大有可为。我立刻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国家和友好的人民,常常会想,不然就在这里定居好了。
和C. S.刘易斯一样,我脑中也停留着这个国家的形象。那是在蓝鹦鹉餐厅,我打工洗碗盘的地方(我坚决不要家里的钱)。一天,出生于波兰的厨师把我叫到一边。他肯定是看到我偷偷往嘴里塞了一根凉掉的薯条,觉得我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别担心。”他伸出手环住我的肩膀,“是,你现在只是个洗盘子的。但是你看我啊!我一开始也洗盘子哦,现在都成主厨啦。总有一天我会自己开餐厅的。你也做得到。”
在谢南多厄步道(Shenandoah Trail)远足时,又一个形象进入我的记忆中。到美国不久,露西和我决定去露营,路上顺便去一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家乡蒙蒂塞洛。五美分硬币的背面就印着蒙蒂塞洛庄园。我摩挲过多次五美分硬币,大拇指肚上停留着一种熟悉的感觉,但亲自到了蒙蒂塞洛庄园时还是感到了震撼。初看之下,我想起英国乡村绅士的产业。杰斐逊采用的建筑风格在18世纪的贵族阶层中非常流行,我在英国见过十几座类似的建筑物。但这座建筑物背后的那个一生充满矛盾争议的人却闹过革命,反对英国及其贵族特权制度。
我徘徊在庄园的一个个房间之中,想着这位蓄奴种烟草,同时又发起反叛的美国上流社会绅士。我想象着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膝上摊开一卷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谋划着要推翻一种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下的规则与法律都只符合贵族利益,而不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20世纪30年代,我的外祖父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开始反对英国,但他和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同侪们并没有起草宪法,也从未创办过大学。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