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露西和我从蒙蒂塞洛庄园出发,去往弗吉尼亚大学建校之初的砖房。在那里,我想到一件事。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还创办了一所大学,他称之为“学术村”。杰斐逊最令我震惊的地方,也是他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之类的革命者,以及任何阿拉伯革命领导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会建立自由的学府,以此来系统化地丰富自由的设想,使其变得有血有肉、有实际的支撑。让我同样敬佩的还有杰斐逊关于公共教育的哲学:“与其让少数人接触到高尚的科学,多数人陷于无知的泥泞,更安全的做法是让全体人民都得到一定的启蒙。”这句话看得我热泪盈眶。
下一站就是他墓前的那块方尖碑。墓碑上所刻的文字,不仅仅描述了他个人遗留下的精神财富,也能让人对美国民主的内在力量管中窥豹:
此处长眠的是
托马斯·杰斐逊
《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发起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
露西和我在美国侨居了四年。最后的那一年,我们有了长子贾迈勒(Jamal)。带着这个新生儿,我们搬到了奥本山路(Mt.Auburn Street)边的一套研究生公寓中。从那时起,我们就和瓦利德·哈立迪来往比较频繁,他的妻子人很好,会给贾迈勒做衣服。我们还常常和哈立迪的朋友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见面,他是德国人,也是杰出的政治科学家。在那套公寓中,贾迈勒牙牙学语,说出了人生中最早的几个词。有个词是阿拉伯语的“蚂蚁”,还有一个是阿拉伯语的“光”。
我一边养育儿子,一边在哈佛大学昆西楼的办公室忙论文,还要去“蓝鹦鹉”洗盘子,并且又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做校园保安,定时巡逻。身兼数职的我自然没多少社交的时间。不过,我还是认识了一些阿拉伯同胞,有时候会和他们一起去烟雾缭绕的阿尔及尔咖啡馆,点一杯土耳其咖啡和一块芝士蛋糕,一起进行些政治讨论。我们从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一直谈到让·热内(Jean Genet)的文字,这位法国作家描写了约旦难民营和黎巴嫩难民营中同性恋者的状况。
不出所料的是,我自然也遇到一些以色列人。其中之一不是别人,正是哲学系大名鼎鼎的阿维夏伊·马加利特。另一位是盖达利胡·斯托穆萨(Gedaliahu Stròumsa,常被简称为“盖伊”),他是出生于法国的以色列人,父母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我们初次见面是都被邀请去给一些美国学生讲中东政治。结果,和学生听众提出的观点相比,我和斯托穆萨更容易达成一致。
在美国的四年中,露西和我只在贾迈勒出生后回过一次耶路撒冷。那时候往返一次花销实在太大。就算是十分钟的越洋电话,花的钱也够我在“蓝鹦鹉”刷上几个小时的盘子了。
我会偶尔去参加相关的讲座,尽最大努力掌握家乡的最新情况。父亲的朋友瓦利德·哈立迪——我和露西相遇时,他儿子就在我身边——到学校来办讲座时,我自然去听了。哈立迪教授睿智博学,敏锐机智,很有魅力。他刚刚发表了一篇前无古人的、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想未所想》(“Thinking the Unthinkable”),在其中非常干脆地提出建立两个国家的想法:一个犹太国家,一个巴勒斯坦国。他在那场讲座中也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立场。那时的我还无法想象这种建立两个国家的方案,讲座最后的问答环节,我也展开讲了巴解组织对建立一个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谐共处的国家的倡导。这不正是南非进步人士所要求的吗?以色列人凭什么退而求其次呢?
我掌握中东情况的另一个途径是美国媒体。那时候,巴勒斯坦经常出现在新闻中,尽管形象不怎么光辉。20世纪70年代正是巴勒斯坦国际恐怖主义盛行之时。天性使然,我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退避三舍,就连扎基堂哥那种原始的猎鸟活动都拒绝参加。不过,无法否认的是,只有当飞机上头等舱的客人开始害怕自己的飞机不会降落在目的地东京,而是降落到贝鲁特时,这个世界才会开始注意巴勒斯坦人所处的困境。恐怖主义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客们也突然讨论起这个问题。
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开始了没完没了的“阵地战”,双方都无意将争端拿到国际法庭上交给法律与公义去解决。为了打击巴解组织,以色列人在黎巴嫩发动了暗杀和突袭。在政治宣传的前线上,他们也不放松,争取了很多美国成功人士与名流的支持。1976年,以色列裔美国作家拉斐尔·保陶伊(Raphael Patai)的著作《阿拉伯人的思想》(The Arab Mind)问世(第二年他又出版了《犹太人的思想》,The Jewish Mind),更是为以色列提供了很大助力。书中有诸如此类的言辞:“大部分西方人根本一无所知,现代阿拉伯人到底怀着多么深刻和强烈的仇恨,尤其是对西方国家。”书中还宣称,阿拉伯男性有着各种各样扭曲的性难题。(多年后,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参考了书中的论述,来解释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对犯人的虐待与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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