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学科院系纷纷设立。护理学校进阶为医学院。多年来,比尔泽特等已经比较成熟的大学就一直计划建立医学院。要付诸行动需要大量资金。而正如前文所述,在阿拉法特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沙特和日本的资助,能够修建医学院的大楼,购买所需设备。很快,大学又有了商学院和法学院。1998年,我们建立了“和平民主促进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and Democracy),以伊萨姆·塞尔塔维(Issam Sartawi)命名——他于1983年在葡萄牙阿尔布费拉(Albufeira)的一个酒店大堂被刺杀,凶手是反对他与以色列展开对话的巴勒斯坦激进主义者。这个中心开设以后,竟然没有一个学生反对,这说明我们的方向走对了。
从接手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开设一个人文科学系。一开始这个系偏居工程教学大楼一隅,学生们在很狭窄的教室里上课。后来,我开车路上发现自己居住的拜特哈尼纳区有一栋被荒废的大楼,人文科学系终于找到了新的所在。大楼所在的那片土地是很多年前村里的人捐赠做教育之用的。我下了车,透过一扇破窗户往里看了看,觉得是进行人文教学的理想场所。我问了一圈,发现之前多年这里一直被用作穆斯林宗教教育,结果内部各个派系明争暗斗,这里就被荒废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学生们打了校长。
我们没有问过任何人,就接手了这座大楼,用PECDAR给的一些钱进行了修整,挂了个牌子,就开放上课了。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没人前来阻拦。
接着,我把目光转向旧城。柠檬树咖啡馆的痛苦回忆给了我一部分灵感,另一部分来自政治上的紧迫情形,我们急需抵抗以色列在城墙之内压制我们文化生活的行为。我开始在街巷之中游荡逡巡,寻找新学院的教学大楼。在我的展望中,这个最终被命名为“耶路撒冷研究院”(Institute for Jerusalem Studies)的机构所要对抗的,是当时甚嚣尘上的狭隘种族偏见,它正在撕裂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留下的文化宽容传统。我在一篇文章中将这种偏见行为称为“两个种族优越感至上的部落进行的自私争夺”。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来自全世界的学者、作家、电影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能尽情研究他们脚下一层层积累起来的文明。外国学者,甚至包括以色列人,能够帮助巴勒斯坦人清楚地叙述巴勒斯坦及其文明、民族和考古上的多元化历史,也能更好地去了解亚伯拉罕的信仰,这可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起源。我们后来写出了如下使命宣言:
耶路撒冷有着独特的构造,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复杂交会之处,所以我们针对整个大学社区,特别是学生,强调人类文明留下的多元文化遗产……因此,我们会鼓励学生发展全球视野,欣赏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培养人文主义道德准则。
我在柠檬树咖啡馆旧址的街那头找到了学院的完美选址:位于棉商市场(Souk el-Qattanin)的入口,也是一些残破不堪的危房,历史可以追溯到马穆鲁克时期。1327年,苏丹赛义夫丁·坦齐兹(Sultan Saif al-Din Tankiz)访问耶路撒冷后下令修建这些建筑。这里处在尊贵禁地、西墙和苦路的包围之中,从象征的意义上讲,在这样一个地方研究耶路撒冷多层次的文化遗产,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光是站在楼里中世纪风格的澡堂中,或者多年来到访的穆斯林作家使用的位于楼顶上的小房间里,你就能感觉到非常纯粹的千年历史,多元的人文遗产就在这里慢慢累积。
当时我还计划再建立一个中心,乍一看和这个耶路撒冷项目的多元人文主义背道而驰。法赫德·阿布·哈吉,那位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供述我在大起义期间行动信息的朋友,也是佩塔提克瓦监狱的四位谈判人员之一,正忙着建立一个中心,旨在记录和纪念巴勒斯坦囚犯运动多年来的发展,他希望将囚犯的画作、手工作品、故事、信件和手稿统一收集到一个地方。
计划是从拉姆安拉的一盘鹰嘴豆泥开始的。每天我把儿子们送去贵格会友谊学校之后,就会和法赫德在我最喜欢的餐厅见面。一天上午,他谈起和平的前景,说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以色列的邻国与伙伴,百年来的矛盾冲突将成为史书上的文字。“那么,囚犯们留下的‘遗产’会怎么样呢?”他问我,“要是我们不做点什么,这些历史就会被遗忘。”我们的恐惧之一,是希伯来大学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史学家和他们所属的研究院会搜集所有的材料,为我们“撰写”这段历史。
我们一起拟定了一个计划,搜集相关的诗歌、信件、回忆录和传单,来记录囚犯运动。我给了法赫德一个房间和一台电脑来做这件事。他最开始整理的是自己在监狱中写下的笔记,还有塞在胶囊中带出去的资料。我的秘书帮他打字整理。我写了篇序言,然后以《铁窗里》(Behind Iron Bars)为名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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