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没怎么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打交道。偶尔会与阿拉法特会面,我们俩的关系总的来说还不错。我几乎总能倚仗他给予圣城大学一些支持。沙特人想为大学医学院捐助一栋大楼,征求他意见时,他表示赞同并支持了由日本人为大楼提供设备的请求。
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忘记我在奥斯陆背着他偷偷溜走的“恶行”,但我们在默默无言之间彼此妥协了:我躲过了在他政府的任职;而他则以非正式的方式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建立过一个叫“耶路撒冷部级委员会”的机构,让我加入。和很多委员会一样,我们除了非正式的聊天之外,也没能取得其他进展。为了帮贾布里勒的忙,我也同意去主理杰里科的预防性安全研究院(Preventive Security Academy)。
还有一次,阿拉法特请我带领一个代表团去美国。他希望我们能争取美国犹太人的支持,说服他们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为巴解组织提供资助。我们到了目的地,与犹太领导人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U. 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会面。
401 除了上述活动,我唯一一次深入参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政治事务,是由于我方代表团的唯一重大“成就”:腐败。阿拉法特和他领导的机构可谓步履蹒跚,不过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之下,拉姆安拉还是迎来了一股建设热潮。城中大量涌现出新的酒吧,还开了一家奔驰经销店。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也逐渐正常化,在合法的层面,最充分的表现就是开在杰里科警察学校不远处的一座新赌场。停车场上总是停满了以色列人的车,直到后来一个稀松平常的安息日,爆发了所谓的“阿克萨起义”,坦克的炮火将赌场轰了个稀巴烂。但普通大众从来没喝过鸡尾酒,也从没有赌博娱乐的闲心。他们的生活水平持续而迅速地下降,而那些根据协议精神本应该负责提高大众生活水平的行政机构反而让局面越来越糟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中东部的一项研究表明,1997年,巴勒斯坦人的失业率是30%,是1993年的两倍;而人均收入更是下降了20%。
对大众来说,还有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名声越来越差,似乎又变成另一个不廉洁的阿拉伯统治集团。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听了让人沮丧。巴解组织的很多成员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宣扬抵制,现在却排着队和以色列人做生意,赚了个盆满钵满;而那些之前出于对原则和“大义”的忠诚而拒绝和以色列合作的人,则发现自己备受冷落。
1996年,我近距离见证了腐败发生的全过程。职业培训学院(Vocational Training Institute)是一个旨在为大起义期间的伤者提供帮助的组织,我是学院理事会的成员。我们提名了耶路撒冷穆夫提的侄子做院长。后来我们怀疑他中饱私囊贪污了6万美元,于是去与他对质。但他否认了,并拒绝辞职。我们本想强迫他退出,结果他找到穆夫提,后者去阿拉法特面前为侄子作保。阿拉法特相信了穆夫提的一面之词,给院长写信说会保护他。院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胜利的笑容找到我,当面亮出信件,甩给我。我又甩回给他。
后来,关于腐败的争论终于公开爆发了,因为阿拉法特的亲戚兼公共审计官公布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运行以来的第一份财务报表。从报表能看出,该机构中有人在敛财。根据审计员审计,3.26亿美元,也就是整个机构43%的预算,都因为腐败和失败的管理而被挥霍浪费了。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预算的每1美元中,只有10美分被用于教育、健康和社会福利。阿拉法特的主席办公室分得的比较多,而安全部门则吞了三分之一还多。
与公众民心相比,让阿拉法特主席担心得多的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因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大部分资金援助来自外部,他怕财路就此断了。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还向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问起那份财务报表。果敢胆大的《卫报》记者戴维·赫斯特(David Hirst)当面谴责阿拉法特,说他“拼凑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垄断专权大厦,充满了裙带关系、敲诈勒索和赤裸裸的巧取豪夺,自己人中饱私囊,而全社会进一步贫穷枯竭”。
报表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激起了难以控制的辩论。总是非常警惕别人针对自己搞阴谋的阿拉法特认为,美国正在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共谋将他驱逐,欲找人取而代之。他以自己本能的零和博弈思维,不允许像公众民意这种中立力量的存在,认为大众对腐败的不快一定是被某些势力煽动的。
圣城大学新成立了电视台,台长达乌德·库塔布运用广播和电视两种手段,报道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部这次争议的爆发。库塔布的老本行是记者,在大起义期间就发现并确信统领团的人思想落后、故步自封。一天,他来找到我,描绘了他对独立电视台的展望。这个电视台不是用于政治宣传的政府工具,也不是那种只会播放牙膏广告和配音美国情景喜剧的地方。他的想法是,要按照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公共事务电视网(CSPAN)的形式,建立一个全国教育电视网络。我想,电视传播就是法拉比式的手段,能够间接地对政治产生影响。我同意了,但有个条件,就是电视台的业务内容要丰富,分为少儿节目、女性事务和对自由与个人权利的公开辩论。
我承诺要尽一切力量凑足大学的资金,为库塔布助力。我们得到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支持,筹到的钱足以买下一台40瓦的发报机。我们向以色列当局和巴勒斯坦当局申请证书和许可,自然,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当然也没有邀请任何官员来举办隆重的剪彩。在管理PECDAR之余还兼任立法委员会主席的阿布·阿拉给了我们一个心照不宣的点头。1997年,我们按下了开关,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试播,电视上是一条在浴缸里游泳的金鱼,背景音乐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Eroica)。此曲当时是献给拿破仑的,作曲时他还没变成后来的暴君。
我们没有运营证书,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人并不在意;直到库塔布决定豁出去,让巴勒斯坦大众真正一窥他们在管理上种种不体面的细节。库塔布播出有关辩论是得到阿布·阿拉支持的,所以一开始阿拉法特就怀疑阿布·阿拉是整个“腐败阴谋”的幕后操纵者。
阿拉法特找了一个安全机构来终止节目播出。观众们看不到立法者之间情绪激动、你来我往的辩论,眼前只是一个没有画面的黑色长方形盒子——我当时也在家观看辩论。库塔布大胆反抗,将录像带给了别的电视台,让他们来播出这一辩论。
截断信号没用,阿拉法特就下令把库塔布抓起来。在贾布里勒的帮助下,我说服了阿拉法特,告诉他库塔布并没参与什么阴谋,只是在为建立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作贡献,这很重要。一个星期后他被释放了。
辩论之后,立法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审计员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其他的一些人权组织也开始了自己的独立调查。阿拉法特不甘心落于人后,也成立了自己的官方调查组,调查中发现的情况只会报告给他。
这位老人再次展现了自己多疑多思的性格,他请内阁总长泰伊卜·阿布德·拉希姆(Tayyib Abd al-Rahim)找了五个可信赖的人,针对那份破坏力极大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查。其中之一是一位在迪拜工作的巴勒斯坦法官,还有一位是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另外三位是当地的学者,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宣誓就职的当天,阿拉法特说整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都听从我们调配。从部长到信件收发员,我们可以叫任何人来问话。但接着,泰伊卜就限制了我们的权限,说安全机构不在调查之列。报表没有涉及这些领域,我们也不应该去调查。
我们迅速开始行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数百个小时的问话和会议,大部分是在阿拉法特的加沙办公室进行。泰伊卜办公室的一个秘书负责做记录,但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笔记。因为我们挖出来的东西过于敏感,叫人感到刺骨寒冷,所以我认为一定得有自己的记录,就算未来只用来写间谍小说或谋杀故事也好。最终,委员会的所有人都各自保留了最终报告的副本,觉得我们至少能保存一份史料。
慢慢地,我们全面掌握了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的状况,这把我们引向了一个不应该关注的领域:安全。我之前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有往来,和以色列政府也打过交道,但面对现在发现的事实,那种强烈的讽刺意味是以往任何经历都无法比拟的,真是意想不到。我们发现权力和贪婪相结合,几乎摧毁了我们大多数人眼中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些贪腐最严重的人,对国家毫无忠诚可言;事实上,除了对自己,他们的字典里就没有“忠诚”二字。为了变得富有,囤积财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谁都可以背叛。
阿拉法特的私人生活是没什么污点的。他活得像个苦行僧,物质需求很少。他从未中饱私囊,和许多国家领导人,抑或只是公司的老板比起来,他都称不上腐败。
他的错误在于喜欢操弄钱和人的老习惯;一时收买人心,一时无视渎职行为。他的管理风格——如果能称得上“管理风格”的话——导致组织结构和预算计划的彻底缺位,也没有任何标准化的规则来规范政府各个部门的财务运营;财务没有标准流程,也就无法监管花费支出。各部委的员工可以擅自以部长的名义进行任何大大小小的交易,免不了在其中收取一些“个人佣金”,而不顾及成本和效率。
这种见不得人的交易数不胜数,在这里根本不可能一一列举。我举几个例子就够了。一个相对比较小规模的腐败案例,是从突尼斯回来的官员和当地心腹一同私下进行的非正式汽车经销。前者利用自己作为政府官员的免税权,进口很多车辆,然后低价出售,大发其财。
还有一个特别骇人听闻的例子,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垄断汽油等基础供给品有关。我们发现,这类货物进入巴勒斯坦地区时,中间人以前在以色列做过安全官员。这些官员现在和阿拉法特的一些得力助手关系很好,其中一个以色列人还参与处决了1984年“300路公交车事件”的巴勒斯坦劫持者,那可是巴以关系正常化之路上一次巨大的倒退。现在,双方勾结起来,将原材料以走私方式进出巴勒斯坦地区,这样两边都不用交税。就拿汽油来说,以色列的油罐车受到巴勒斯坦安全人员的保护,将汽油送到当地的加油站,而由于国家的垄断,车主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大幅上涨的价格。
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敲诈勒索,平民大众要付的钱多了许多,政府的合法收入却减少了。安全官员们则大赚百万千万,很快就在肮脏破旧的难民营修起了十分扎眼的豪华别墅。与此同时,大量钱财还流入阿拉法特控制下的秘密账户。
信息慢慢搜集起来,我们得出结论,泰伊卜也表示同意,认为阿拉法特很清楚每一个贪腐案例。每一份到达他办公桌的报告和投诉信,他都收到并且阅览过了。如此一来,我们就要问了:他为何没有出手阻拦?
阿拉法特观察和牢记细节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一幅散乱的拼图,他稍微看一看,就能回忆起哪一块具体放在桌上什么位置。而他缺乏的是将细节集合到一起,总结出套路和模式的能力。就拿这些贪腐案件来举例,他看不到这些行为会对他的建国和治国事业产生负面影响。他没有把自己的管理不善和人民大众越来越强烈的绝望情绪联系起来;他们本来憧憬着解放与自由,过上更有尊严、更加美好的生活,现在发现那不过是个空洞的承诺。
最终,官方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出具了一份长达300页的报告,强调政府要引入标准运营流程,要求各部门制定组织结构和相应的计划。我们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缺乏这些会导致浪费、管理不善和资金分配不成比例。报告建议,公诉方应当以侵吞公款罪控告20名高级官员,以儆效尤。
我们的报告只会上交给阿拉法特一个人,这让很多人感到紧张。我们的工作接近尾声,大家都在用文字总结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委员会成员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其中两个人在午夜接到威胁电话。我们上交报告那天,包括泰伊卜在内的3名委员会成员未雨绸缪,安排了延长海外假期的计划。
阿拉法特的管理一直都是出了名的松散,但这时他突然变得非常严格:要求我们在某一天的正午上交报告,晚一分钟都不行。辛苦工作3个月的我们,完成报告——我们以为完成了——之后,距离截止时间只有15分钟了。泰伊卜做了最后一次检查,结果发现一个比较大的印刷错误。他绝望地摘下眼镜扔到桌上。“不能就这样上交给主席。”他发出痛苦的呻吟,都要流泪了。我很冷静地拿过报告,对文字进行了必要的修改,递给秘书。秘书迅速将有错误的那一页重新打印,再进行核对装订。正午时分,我们赶到了阿拉法特的办公室,上交了报告,阿拉法特笑容满面。
他接过报告说谢谢,祝我们生活愉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人被控告、被审判,领导人们继续我行我素。
与此同时,大学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当时我没有精力去思考这方面的事情,每天在委员会工作18个小时,我的脑容量已经超负荷了。但大学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扭转社会颓势的范本。
我们在母亲所在街区的一端设立了大学行政办公室,那是英国托管时期的建筑,有着那个时代的美丽风格。旁边是洛克菲勒文物博物馆,在顶楼可以将橄榄山和古城的城墙尽收眼底。我在这里的办公室和在东方宫的那个“卫生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大得足以放下一张会议桌。
课程设置的改变慢慢结出一些硕果。我接手大学两年后的1997年,在校园中漫步,能感受到学生与教师之间涌动着追求知识的热情,思想自由的新文化有了萌芽的迹象。
不管立志成为工程师、护士,还是留着大胡子的神学家,所有学生都有必修课,目的是让他们思想开放,破除宗教和政治上的偏见。有一门课程的主题是人类文明;还有一门必修课就叫“论思想”,灵感来源于古希腊所倡导的发问探求的精神,这种精神催生了早期伊斯兰最优秀的思想,对所有富有人性的东西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狭隘、盲目和狂热则有着冰冷的敌意。如果要我为这门课程在石碑上凿出座右铭,那会是:如果人们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善加利用,就能实现自己的任何选择,包括政治自由。
为了彻底打破陈腐刻板的学习传统,我们开设了教学研讨会,倡导对话、公开辩论和尊重不同意见。学生们接受培训,学习如何发现、组织、捍卫一种观点;其中也包含了社交技能的训练,因为很多任务要通过团队合作完成。我绝不希望看到独行侠式的学究埋头苦干。我们的教学理念倡导的是社会与合作框架下逻辑化、系统性和战略性的思维。
新的学科院系纷纷设立。护理学校进阶为医学院。多年来,比尔泽特等已经比较成熟的大学就一直计划建立医学院。要付诸行动需要大量资金。而正如前文所述,在阿拉法特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沙特和日本的资助,能够修建医学院的大楼,购买所需设备。很快,大学又有了商学院和法学院。1998年,我们建立了“和平民主促进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eace and Democracy),以伊萨姆·塞尔塔维(Issam Sartawi)命名——他于1983年在葡萄牙阿尔布费拉(Albufeira)的一个酒店大堂被刺杀,凶手是反对他与以色列展开对话的巴勒斯坦激进主义者。这个中心开设以后,竟然没有一个学生反对,这说明我们的方向走对了。
从接手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开设一个人文科学系。一开始这个系偏居工程教学大楼一隅,学生们在很狭窄的教室里上课。后来,我开车路上发现自己居住的拜特哈尼纳区有一栋被荒废的大楼,人文科学系终于找到了新的所在。大楼所在的那片土地是很多年前村里的人捐赠做教育之用的。我下了车,透过一扇破窗户往里看了看,觉得是进行人文教学的理想场所。我问了一圈,发现之前多年这里一直被用作穆斯林宗教教育,结果内部各个派系明争暗斗,这里就被荒废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学生们打了校长。
我们没有问过任何人,就接手了这座大楼,用PECDAR给的一些钱进行了修整,挂了个牌子,就开放上课了。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没人前来阻拦。
接着,我把目光转向旧城。柠檬树咖啡馆的痛苦回忆给了我一部分灵感,另一部分来自政治上的紧迫情形,我们急需抵抗以色列在城墙之内压制我们文化生活的行为。我开始在街巷之中游荡逡巡,寻找新学院的教学大楼。在我的展望中,这个最终被命名为“耶路撒冷研究院”(Institute for Jerusalem Studies)的机构所要对抗的,是当时甚嚣尘上的狭隘种族偏见,它正在撕裂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留下的文化宽容传统。我在一篇文章中将这种偏见行为称为“两个种族优越感至上的部落进行的自私争夺”。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来自全世界的学者、作家、电影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能尽情研究他们脚下一层层积累起来的文明。外国学者,甚至包括以色列人,能够帮助巴勒斯坦人清楚地叙述巴勒斯坦及其文明、民族和考古上的多元化历史,也能更好地去了解亚伯拉罕的信仰,这可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起源。我们后来写出了如下使命宣言:
耶路撒冷有着独特的构造,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复杂交会之处,所以我们针对整个大学社区,特别是学生,强调人类文明留下的多元文化遗产……因此,我们会鼓励学生发展全球视野,欣赏和包容不同的文化,培养人文主义道德准则。
我在柠檬树咖啡馆旧址的街那头找到了学院的完美选址:位于棉商市场(Souk el-Qattanin)的入口,也是一些残破不堪的危房,历史可以追溯到马穆鲁克时期。1327年,苏丹赛义夫丁·坦齐兹(Sultan Saif al-Din Tankiz)访问耶路撒冷后下令修建这些建筑。这里处在尊贵禁地、西墙和苦路的包围之中,从象征的意义上讲,在这样一个地方研究耶路撒冷多层次的文化遗产,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光是站在楼里中世纪风格的澡堂中,或者多年来到访的穆斯林作家使用的位于楼顶上的小房间里,你就能感觉到非常纯粹的千年历史,多元的人文遗产就在这里慢慢累积。
当时我还计划再建立一个中心,乍一看和这个耶路撒冷项目的多元人文主义背道而驰。法赫德·阿布·哈吉,那位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供述我在大起义期间行动信息的朋友,也是佩塔提克瓦监狱的四位谈判人员之一,正忙着建立一个中心,旨在记录和纪念巴勒斯坦囚犯运动多年来的发展,他希望将囚犯的画作、手工作品、故事、信件和手稿统一收集到一个地方。
计划是从拉姆安拉的一盘鹰嘴豆泥开始的。每天我把儿子们送去贵格会友谊学校之后,就会和法赫德在我最喜欢的餐厅见面。一天上午,他谈起和平的前景,说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以色列的邻国与伙伴,百年来的矛盾冲突将成为史书上的文字。“那么,囚犯们留下的‘遗产’会怎么样呢?”他问我,“要是我们不做点什么,这些历史就会被遗忘。”我们的恐惧之一,是希伯来大学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史学家和他们所属的研究院会搜集所有的材料,为我们“撰写”这段历史。
我们一起拟定了一个计划,搜集相关的诗歌、信件、回忆录和传单,来记录囚犯运动。我给了法赫德一个房间和一台电脑来做这件事。他最开始整理的是自己在监狱中写下的笔记,还有塞在胶囊中带出去的资料。我的秘书帮他打字整理。我写了篇序言,然后以《铁窗里》(Behind Iron Bars)为名出版了。
现在我决定将这个项目整合到大学中,让法赫德来牵头。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用纳尔逊·曼德拉为中心命名。最后我们决定以此纪念阿布·吉哈德——1988年被以色列突击队刺杀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于是就有了“阿布·吉哈德政治犯事务中心”(Abu-Jihad Center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Affairs)。
一边是以“阿布·吉哈德”命名的囚犯事务中心,一边是与以色列对话的和平举措。从表面上看,将两者相提并论似乎有点过分了。但在我心中,这是一体两面。囚犯运动是我们国家最伟大恢宏的成功故事之一。监狱这个“锻造厂”证明了非暴力能够击败审讯者,为一个天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的刑罚系统赋予人性,并让犯人们体会到主权的美好。法赫德就是一个具有典范作用的牵头人。从16岁起,他就在以色列监狱中进进出出,最终成为一名善于思考的智者,企望和平,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存。
我们还在圣城大学发起了一些巴以联合项目,旨在促进双方在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合作。正如1967年父亲拉着我的手帮我报名了考古挖掘项目,我感觉两个社会之间重要的纽带之一就是科学。真正持久的和平是人民与人民之间达成的,而非政府。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与以色列科学家共事,就是开启平等的对话,不管两者之间的资源或专业教育程度差距多么悬殊。学生和研究院打破陈规,不去理会巴勒斯坦的抵制文化,也抛开自己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憎恶与成见,其勇敢程度不亚于囚犯面对审讯者。
秉持与以色列人合作的开放态度,圣城大学变成了巴勒斯坦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最初的几年,我们最成功的项目由比利时政府资助,持续了三年,目标领域是农业、环境和公共卫生。
我们后来还开设了很多新项目。库塔布的电视台发展演变成圣城现代传媒学院(Al-Quds Institute for Modern Media),拿到资金,制作了一部巴以版的《芝麻街》(Sesame Street),意在教育双方的孩子要互相尊重、互相宽容。《芝麻街》中有“大鸟”(Big Bird),我们有卡里姆(Kareem),一只骄傲却友善的公鸡;以色列那边的角色叫基皮(Kipi),是一只豪猪。这对公鸡、豪猪组合涉及的主题涵盖很广,从儿童身心和性虐待,到环境保护、妇女权益、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露西与我们合作,出了一本配套的杂志。
我接手这所大学时,很多人都说这是自找麻烦。是啊,麻烦的确是一大堆。在最初那动荡不安的几年,保持大学这艘船不至于沉没的,是几个愿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十分忠诚的同事,而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与战略。
1998年,学生总人数已经达到5000人,哈马斯学生占比已经从90%降低到50%。我们的外部资金支援很少,但至少能按时付薪水,而且整个学校都在发展成长;当然随之高涨的还有反对之声。一次,在各种领域斗争了一整天,筋疲力尽的同事们和我一起躲进我的办公室。我看到他们疲惫不堪的神色,叫他们去看看《黑客帝国》(The Matrix)这部电影。人生在世,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场游戏,我凝神思考着,要如何在想象和现实之间划界限,要靠我们的创造力。人们怎么想我们,我们怎么想他们,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不管有多少强敌,都无法打败我们的意志。
有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有个好朋友在主理以色列研究项目,他总是在不停抱怨着那些学生:“他们连一篇像样的论文都写不出来,就别提做研究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只能用阿拉伯语中与之意思相近的谚语来提振他的精神。
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问题,那就是哈马斯。他们的学生人数和影响力都日趋颓势,不得不背水一战。1998年的秋季学期,我想给新生放映埃及电影人尤瑟夫·夏因(Youssef Chahine)的作品《命运》(Destiny),结果被他们大闹了一场。电影的主人公阿威罗伊(Averroes)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哲学家,曾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担任法官。在我心中,他一直是自由寻求知识和理性精神的化身。夏因制作这部影片,是为了纪念阿威罗伊,也针对激进主义隐藏的危险发出警告。自然,学校里支持哈马斯的学生是不愿意看这部电影的,也不允许别人看。在最后关头,学生处教务长取消了放映,以避免出什么乱子。
但冲突并未就此结束。有一次,校园里发生了投石攻击事件,我开除了哈马斯学生团体的负责人。后来他们又与支持法塔赫的学生打架斗殴,我又开除了几个挑头的。当时,学生中的法塔赫成员组织了一场民族舞会,有女性参与。支持哈马斯的学生认为男女混舞严重违反了伊斯兰戒律,他们挂出海报,辱骂那些女性都是妓女。法塔赫活动人士可忍不了这个,把海报一一撕下。于是,支持哈马斯的学生袭击了他们,后者也反击了。
我在办公室接到了紧急电话,说支持法塔赫的学生和支持哈马斯的学生打起来了。我立刻警惕起来,因为派系之间起争执,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枪击、肆意破坏建筑、大混乱。校园里发生暴力冲突,可能会引来以色列士兵,他们一出现,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投石攻击。暴力、士兵、投石、橡皮子弹……完全可以预测这么一个连锁反应。我立刻着手防止矛盾升级。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当局以此为借口关闭大学。
我把相关人等都叫到办公室来。他们还没坐稳,就开始互相指责。接下来的十个小时,我不得不听他们毫无意义的对骂,没有一方愿意道歉或让步。支持哈马斯的学生坚持说,他们有权要求所有人都遵守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道德标准;而反对他们的学生则坚持说,自己有权阻止哈马斯,在遭到攻击时要反击。
最后,我受够了。我严肃地说,到第二天早上,要么双方解决争端、互相道歉,要么我让他们停学。到了早上,双方仍然僵持不肯退让。我立刻让所有支持哈马斯的学生停学,而在学校为女性辩护的法塔赫学生负责人阿德尔则受到警告处分。后来我雇了他和我一起工作。
比哈马斯还严重的威胁来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高等教育部,还有以色列。圣城大学开始出现发展态势时,哈南·阿什拉维已经因为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无比失望而辞去了部长职位。新部长是蒙西尔·萨拉赫(Munthir Salah),他曾在纳布卢斯的纳贾赫国立大学任校长,我在那时与他结识。我也和他的主要顾问,曾任比尔泽特校长的加比·巴拉姆基很熟。
从上任第一天起,蒙西尔和加比给人的印象,就是对手中有限的权力不太满意。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管理各个大学,但很多大学都是独立于该部运营的,他们管得着的只有两所。圣城大学不仅独立运营,地理位置上更是出了他们的辖区,蒙西尔和加比就想尽一切办法来施展他们的控制力。他们和部里其他的一些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这所他们没有管辖权的学校正在发生迅速的变革,令他们意想不到,也难以控制。学生人数迅速增加,研究基金不断流入,新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和以色列也在培养密切的合作关系。蒙西尔和加比开始想办法,要夺取圣城大学的管理权。
一开始的攻击都来自口头,也很容易抵挡。部里有人指责我是个“扩张主义者”,这说法是之前我们用来形容以色列定居点的。在一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我提到这样的指控。“教育部有些人批评指责我们,说我们是扩张主义者。他们好像搞混了吧。”我略微顿了顿,就像单口喜剧演员讲笑话时要留个悬念,“他们觉得我们这儿是个以色列定居点。”大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又用清醒、严肃的语气继续说道:“但我们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国家级学校,发展壮大是我们的职责;而他们的职责就是支持我们发展壮大,而不是批评或阻碍。”
很快,蒙西尔和加比的攻击方式就远远超越了语言层面。他们选择的战场是医学院。我们越过比尔泽特等大学,率先成功建立医学院,此举让他们和其他一些人颇为不悦。蒙西尔计划将医学院从圣城大学手里夺走,划归到自己的管辖之下。他的办法也差点奏效了:说服阿拉法特签了一份“总统令”,宣布医学院立即归教育部管辖。
蒙西尔和加比很可能秘密计划这件事长达数月了。我是第二天看报纸才得到消息的。发现失去了大学的主要机构之一,我实在是很震惊——说“震惊”还轻了。一天后,大学行政人员收到教育部的一份传真,附上了“总统令”,要求我们立即执行。
蒙西尔和加比一定觉得,有了这份总统令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就会把钥匙乖乖送过去。但他们忘了,我对付总统令可是有些经验的,懂得怎么去迂回规避。我给教育部回了一份传真:“总统令签发的原因,我们不认可其合法性或有效性,我们将在总统本人面前进行详细论述。”
根据自己对阿拉法特的了解,我制定了最佳行动方案。先是给他送去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附上一张便条,解释说他签发总统令是听了一些很有误导性的信息。我解释说,抛开别的不谈,他这个命令相当于征用私有财产;又补充道,我想备受尊敬的阿拉法特一定并无从非营利慈善组织夺取财产之意。
我预测,收到我那厚厚的一摞文件,阿拉法特肯定会故技重施,不去作决定。我果然没有猜错,他搁置了总统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将对医学院的争夺变成了叫人心烦意乱的持久战。谢天谢地,最后没有结果,委员会也很快无功而终。
阿拉法特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的消息一传开,蒙西尔和加比就知道自己失败了。不甘心就此认输的他们召集了麾下各方力量,采用了野心更大的策略。想得到医学院,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下整个大学。他们和圣城大学当时的教师联合会会长合谋制定了新计划,企图让理事会、行政管理层,当然也包括我,都下台。
蒙西尔在阿拉法特主持的内阁全体会议上提出此事。他在同僚和阿拉法特面前列出了大学面临的所有资金困难,并将此归咎于我的“扩张主义”和管理不善。蒙西尔一定说得天花乱坠,因为他成功说服内阁替换大学整个行政高层,并指派了一个新的理事会。
他们的伎俩是给阿拉法特呈上新的理事会成员名单,唯一没有提名的是代替我出任校长的人选,他们盘算的是等阿拉法特同意了这个名单,再找个新校长。但阿拉法特签字同意变更理事会人选时,做了一个修改。在“大学校长”旁边的空白栏里,他狡黠地写下我的名字。他的意思很明确了:你们让理事们走可以,但别动萨里。
我对此次会议一无所知,又是在晨报头版新闻的缝隙之间才得知自己的理事会已经没了。我们迅速应对。第二天,当地报纸的头版广告是大学投放的,宣布原理事会依然有效,巴勒斯坦当局对我们这个独立机构没有管辖权,所以无权进行相关变动。
与此同时,我向内阁提起申诉,质疑部长的动机、信息来源和手段,要求召开全体内阁成员参加的听证会,我也要到场。内阁怎么能够根据一面之词就作出决定呢?我在投诉信中解释说,部长和联合会会长在撰写大学状况报告时,根本连姿态都没做一下,没有走访任何一位行政人员,听一听不同意见。
行事方式与“上司”如出一辙的内阁成员,选择避免公开冲突。他们搁置了早前的决策,说要再次“调查”此事。蒙西尔想让我下台的计策,再次因为巴勒斯坦当局惯常的懒政而失败。
圣城大学之前名存实亡,以色列人完全没放在眼里。而当他们发现在自己“永恒都城”的这个阿拉伯学府在迅速发展,我们就得处理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
1998年,双方进行过两次小小的交涉。我们在棉商市场附近进行翻修时,开挖工人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一条秘密通道,连接着旧城地下的一条古隧道。几天之后,一队以色列士兵来了,威胁说要是我们不把通往隧道的入口堵上,就要将整个地方罚没充公。
另一场冲突发生在东方宫附近的一栋楼里,当时我们在举行毕业典礼。住在耶路撒冷市边界外的学生如果没有军政府签发的特别许可,来参加这次典礼就是违法的;而特别许可又特别难拿,所以根本没人费那个事。那时候这种荒谬可笑的政策执行得还没有今天这么严,所以我们照常举行毕业典礼。
典礼结束的时候,警察已经包围了大楼,叫所有离场的人一一出示身份证。直到我去找警队队长交涉,他们才停止。“嗨,萨里博士。”队长摆出一副跟我很熟的样子,还伸出手要跟我握一握,接着问我还记不记得他。
“我见过的警官太多了。”我有些尴尬,含含糊糊地说,也不知道还能再说点儿什么。
他仍然是满脸堆笑:“你不可能不记得我吧。海湾战争的时候,是我在阿布迪斯抓的你啊。”肯定是那个当时表情有点尴尬的警察。
“哦,对啊,但当时你的警服不太一样。”
你来我往,友好戏谑了几分钟后,他叫警队撤了。“见到你很高兴,萨里!”他留下这么一句话,在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朝我们挥手告别。
我们与以色列当局还有一次比这严重得多的交涉。我们的社会工作学院有几名毕业生,已经被包括耶路撒冷市政府在内的以色列机构雇用,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不能承认他们的学位,因为圣城大学没有得到以色列的认证。一系列以保护我校毕业生为目标的庭审就此拉开帷幕。
很快,一个右翼社团将我们告上法庭,他们自称“公义会”(Betzedek)。(这个名字出自《圣经》,“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公义会去最高法院要求关闭大学,陈述了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属于巴勒斯坦当局,这违反了《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当局不能在东耶路撒冷活动);第二,我们在没有得到以色列当局认证的情况下,就在以色列境内运营。公义会还要求,以总理为代表的以色列政府允许我们非法运营,应当就此接受审查。
我们旷日持久的生存之战开始了。第一项指控倒是很好反驳。圣城大学是个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我们和巴勒斯坦当局并无从属关系。因此,我们在耶路撒冷运营,并未违反《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国内治安部部长在呈交给最高法院的报告中也说明了这个情况。
而以色列认证的问题要严重很多。我们的运营的确是无证书也无认证,在任何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请我们关张都是完全说得过去的。但在东耶路撒冷就没有“正常”一说。一开始,我们是希望《奥斯陆协议》之后还有最终协议,将我们所在的区域从占领中解放出去,这样就不需要以色列的许可或认证了。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进展缓慢,我们只能应对这个法律上的挑战了。
问题在于,申请以色列的认证,就意味着接受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合法管辖地位。巴勒斯坦高等教育部部长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提醒阿拉法特警惕我让大学“以色列化”的倾向。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疯狂帮腔。
我的窘境相当明显了。一边是关闭大学的法令,一边是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找到斯帕耶尔先生,希望他能给点法律建议。我们想出了一个转移视线的计策,能争取一点时间。我让斯帕耶尔向法庭说明,没有认证完全不是我们的错。关于如何给颁发阿拉伯学位的学府做认证,以色列当局从未设立过相关的法律条款。五十多年来,以色列从未考虑过建设、支持,甚至只是认可为其境内的阿拉伯人口设立的阿拉伯大学。
公义会本以为我会附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教育部部长和他的同僚们,一起“坚守原则”,抵制以色列的认证。这样最高法院就别无选择,只能下令关闭大学。但我们识破了对方的诡计,摆了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一道,把难题推给了他们。他们到底应不应该在以色列的永恒都城给予我们合法地位呢?最高法院命令他们这么做。但要不要遵命呢?突然之间,众人的矛头就从圣城大学转向了以色列政府。
这法律程序一开始,就没完没了,叫人饱受折磨。起初,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想把包袱再甩回给我们,说从来没接到过申请,说我们应该按照相关条款提交申请。斯帕耶尔先生回复说,他的客户很愿意填写申请表,只要这类表格存在;而相关的表格和条款只有希伯来语版的,他的客户使用的是阿拉伯语,所以从法律上说,以色列当局有责任提供阿拉伯语的相关资料,因为阿拉伯语是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之一。
教育部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才制定好阿拉伯语的规则条款。接下来又经历了很多冗长曲折的程序。我想,这表明了以色列政府内部很多人都不太愿意让一所阿拉伯大学在耶路撒冷进行登记;毕竟,在这座城市,他们尽了一切力量——包括在法律上进行狡辩——来消除阿拉伯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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