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决定将这个项目整合到大学中,让法赫德来牵头。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用纳尔逊·曼德拉为中心命名。最后我们决定以此纪念阿布·吉哈德——1988年被以色列突击队刺杀的巴解组织领导人——于是就有了“阿布·吉哈德政治犯事务中心”(Abu-Jihad Center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Affairs)。
一边是以“阿布·吉哈德”命名的囚犯事务中心,一边是与以色列对话的和平举措。从表面上看,将两者相提并论似乎有点过分了。但在我心中,这是一体两面。囚犯运动是我们国家最伟大恢宏的成功故事之一。监狱这个“锻造厂”证明了非暴力能够击败审讯者,为一个天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的刑罚系统赋予人性,并让犯人们体会到主权的美好。法赫德就是一个具有典范作用的牵头人。从16岁起,他就在以色列监狱中进进出出,最终成为一名善于思考的智者,企望和平,愿意与以色列和平共存。
我们还在圣城大学发起了一些巴以联合项目,旨在促进双方在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合作。正如1967年父亲拉着我的手帮我报名了考古挖掘项目,我感觉两个社会之间重要的纽带之一就是科学。真正持久的和平是人民与人民之间达成的,而非政府。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与以色列科学家共事,就是开启平等的对话,不管两者之间的资源或专业教育程度差距多么悬殊。学生和研究院打破陈规,不去理会巴勒斯坦的抵制文化,也抛开自己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憎恶与成见,其勇敢程度不亚于囚犯面对审讯者。
秉持与以色列人合作的开放态度,圣城大学变成了巴勒斯坦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最初的几年,我们最成功的项目由比利时政府资助,持续了三年,目标领域是农业、环境和公共卫生。
我们后来还开设了很多新项目。库塔布的电视台发展演变成圣城现代传媒学院(Al-Quds Institute for Modern Media),拿到资金,制作了一部巴以版的《芝麻街》(Sesame Street),意在教育双方的孩子要互相尊重、互相宽容。《芝麻街》中有“大鸟”(Big Bird),我们有卡里姆(Kareem),一只骄傲却友善的公鸡;以色列那边的角色叫基皮(Kipi),是一只豪猪。这对公鸡、豪猪组合涉及的主题涵盖很广,从儿童身心和性虐待,到环境保护、妇女权益、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露西与我们合作,出了一本配套的杂志。
我接手这所大学时,很多人都说这是自找麻烦。是啊,麻烦的确是一大堆。在最初那动荡不安的几年,保持大学这艘船不至于沉没的,是几个愿意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十分忠诚的同事,而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景与战略。
1998年,学生总人数已经达到5000人,哈马斯学生占比已经从90%降低到50%。我们的外部资金支援很少,但至少能按时付薪水,而且整个学校都在发展成长;当然随之高涨的还有反对之声。一次,在各种领域斗争了一整天,筋疲力尽的同事们和我一起躲进我的办公室。我看到他们疲惫不堪的神色,叫他们去看看《黑客帝国》(The Matrix)这部电影。人生在世,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场游戏,我凝神思考着,要如何在想象和现实之间划界限,要靠我们的创造力。人们怎么想我们,我们怎么想他们,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不管有多少强敌,都无法打败我们的意志。
有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有个好朋友在主理以色列研究项目,他总是在不停抱怨着那些学生:“他们连一篇像样的论文都写不出来,就别提做研究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只能用阿拉伯语中与之意思相近的谚语来提振他的精神。
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问题,那就是哈马斯。他们的学生人数和影响力都日趋颓势,不得不背水一战。1998年的秋季学期,我想给新生放映埃及电影人尤瑟夫·夏因(Youssef Chahine)的作品《命运》(Destiny),结果被他们大闹了一场。电影的主人公阿威罗伊(Averroes)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斯兰哲学家,曾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担任法官。在我心中,他一直是自由寻求知识和理性精神的化身。夏因制作这部影片,是为了纪念阿威罗伊,也针对激进主义隐藏的危险发出警告。自然,学校里支持哈马斯的学生是不愿意看这部电影的,也不允许别人看。在最后关头,学生处教务长取消了放映,以避免出什么乱子。
但冲突并未就此结束。有一次,校园里发生了投石攻击事件,我开除了哈马斯学生团体的负责人。后来他们又与支持法塔赫的学生打架斗殴,我又开除了几个挑头的。当时,学生中的法塔赫成员组织了一场民族舞会,有女性参与。支持哈马斯的学生认为男女混舞严重违反了伊斯兰戒律,他们挂出海报,辱骂那些女性都是妓女。法塔赫活动人士可忍不了这个,把海报一一撕下。于是,支持哈马斯的学生袭击了他们,后者也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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