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城大学新成立了电视台,台长达乌德·库塔布运用广播和电视两种手段,报道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部这次争议的爆发。库塔布的老本行是记者,在大起义期间就发现并确信统领团的人思想落后、故步自封。一天,他来找到我,描绘了他对独立电视台的展望。这个电视台不是用于政治宣传的政府工具,也不是那种只会播放牙膏广告和配音美国情景喜剧的地方。他的想法是,要按照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公共事务电视网(CSPAN)的形式,建立一个全国教育电视网络。我想,电视传播就是法拉比式的手段,能够间接地对政治产生影响。我同意了,但有个条件,就是电视台的业务内容要丰富,分为少儿节目、女性事务和对自由与个人权利的公开辩论。
我承诺要尽一切力量凑足大学的资金,为库塔布助力。我们得到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支持,筹到的钱足以买下一台40瓦的发报机。我们向以色列当局和巴勒斯坦当局申请证书和许可,自然,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当然也没有邀请任何官员来举办隆重的剪彩。在管理PECDAR之余还兼任立法委员会主席的阿布·阿拉给了我们一个心照不宣的点头。1997年,我们按下了开关,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试播,电视上是一条在浴缸里游泳的金鱼,背景音乐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Eroica)。此曲当时是献给拿破仑的,作曲时他还没变成后来的暴君。
我们没有运营证书,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人并不在意;直到库塔布决定豁出去,让巴勒斯坦大众真正一窥他们在管理上种种不体面的细节。库塔布播出有关辩论是得到阿布·阿拉支持的,所以一开始阿拉法特就怀疑阿布·阿拉是整个“腐败阴谋”的幕后操纵者。
阿拉法特找了一个安全机构来终止节目播出。观众们看不到立法者之间情绪激动、你来我往的辩论,眼前只是一个没有画面的黑色长方形盒子——我当时也在家观看辩论。库塔布大胆反抗,将录像带给了别的电视台,让他们来播出这一辩论。
截断信号没用,阿拉法特就下令把库塔布抓起来。在贾布里勒的帮助下,我说服了阿拉法特,告诉他库塔布并没参与什么阴谋,只是在为建立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作贡献,这很重要。一个星期后他被释放了。
辩论之后,立法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审计员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其他的一些人权组织也开始了自己的独立调查。阿拉法特不甘心落于人后,也成立了自己的官方调查组,调查中发现的情况只会报告给他。
这位老人再次展现了自己多疑多思的性格,他请内阁总长泰伊卜·阿布德·拉希姆(Tayyib Abd al-Rahim)找了五个可信赖的人,针对那份破坏力极大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查。其中之一是一位在迪拜工作的巴勒斯坦法官,还有一位是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另外三位是当地的学者,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宣誓就职的当天,阿拉法特说整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都听从我们调配。从部长到信件收发员,我们可以叫任何人来问话。但接着,泰伊卜就限制了我们的权限,说安全机构不在调查之列。报表没有涉及这些领域,我们也不应该去调查。
我们迅速开始行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数百个小时的问话和会议,大部分是在阿拉法特的加沙办公室进行。泰伊卜办公室的一个秘书负责做记录,但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笔记。因为我们挖出来的东西过于敏感,叫人感到刺骨寒冷,所以我认为一定得有自己的记录,就算未来只用来写间谍小说或谋杀故事也好。最终,委员会的所有人都各自保留了最终报告的副本,觉得我们至少能保存一份史料。
慢慢地,我们全面掌握了管理不善和贪污腐败的状况,这把我们引向了一个不应该关注的领域:安全。我之前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有往来,和以色列政府也打过交道,但面对现在发现的事实,那种强烈的讽刺意味是以往任何经历都无法比拟的,真是意想不到。我们发现权力和贪婪相结合,几乎摧毁了我们大多数人眼中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些贪腐最严重的人,对国家毫无忠诚可言;事实上,除了对自己,他们的字典里就没有“忠诚”二字。为了变得富有,囤积财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谁都可以背叛。
阿拉法特的私人生活是没什么污点的。他活得像个苦行僧,物质需求很少。他从未中饱私囊,和许多国家领导人,抑或只是公司的老板比起来,他都称不上腐败。
他的错误在于喜欢操弄钱和人的老习惯;一时收买人心,一时无视渎职行为。他的管理风格——如果能称得上“管理风格”的话——导致组织结构和预算计划的彻底缺位,也没有任何标准化的规则来规范政府各个部门的财务运营;财务没有标准流程,也就无法监管花费支出。各部委的员工可以擅自以部长的名义进行任何大大小小的交易,免不了在其中收取一些“个人佣金”,而不顾及成本和效率。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