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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一):从迪斯雷利到格莱斯顿

在1870年代,英国人仅改换了一次他们的政府:在1874年2月的下议院大选中托利党战胜了自由党,选区大小的不平衡对保守党有利,而总共获得了更多选票的自由党反而处于不利地位。本杰明·迪斯雷利取代威廉·格莱斯顿出任首相。数年前,这位保守党领袖已经明确提出三个他首先要实现的目标:捍卫英国的机构,特别是王室、上议院和英国国教;维护大英帝国;改善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1872年6月24日,在伦敦水晶宫的一次讲话中他指责自由党人在其统治期于上述三个领域中全部失败,尤其是在第二项任务方面。如果说“解体帝国”的尝试没有成功,那仅仅是因为各殖民地对母国怀有的同情。没有哪位大臣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如果他贻误了机会,“尽一切可能重建殖民帝国,并回应那些来自远方的同情,后者”能够成为“这个国家无比强大和无比幸福的源泉”。

巩固帝国对迪斯雷利而言是其国家的最高利益:在自由党人领导下,英国袖手旁观了因普法战争而导致的欧洲大陆的均势被打破。英国无法逆转此事,但如果它想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那它就必须在必要时主动捍卫自己在世界各地的主权和全球利益。这方面的重要第一步是:迪斯雷利于1875年在罗斯柴尔德银行机构的积极支持下,通过购买以前由埃及总督伊斯梅尔(Ismail)握有的股票,让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多数股权从法国人手中转到英国人那里。次年,1876年迪斯雷利不顾自由党人的强烈反对,乐于看到维多利亚女王实现愿望,接受“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的称号。英国统治者在礼遇方面的这种升值不仅要打动印度人,而且要威震俄国,后者正继续扩大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在发生东方危机的过程中,迪斯雷利比其外交大臣德比勋爵更加果断地追求英国的利益,甚至不怕冒与俄国开战的风险。1876年夏,首相先是认为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大屠杀新闻报道不真实,然后又觉得有些夸张。此举引起强烈抗议,抗议的领军人物是他的老对手威廉·格莱斯顿,后者写了名为《保加利亚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的小册子。一些批评者竟然提到迪斯雷利——此时已受封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犹太血统,认为显然是这种血统阻止他同情巴尔干的基督徒。格莱斯顿偶尔也说过类似的话。

首相不为流言所动。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和其完整性出于“均势”原因对他如此重要,所以他在俄土战争中于1877年秋派出英国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是除了俾斯麦以外的主导人物。他认为自己外交上的最大成功是拆散了德、奥、俄的三皇联盟。沙皇帝国看来至少暂时受到了孤立。

柏林会议之后,俄国和英国的竞争焦点比以前更多地转移到中亚。1870年代沙皇帝国成功地在那里把此前独立的伊斯兰希瓦(Chiwa)汗国和布哈拉(Buchara)改变为属国。俄国因此成为阿富汗的邻居并离英属印度更近了。1838~1842年间,英国曾试图通过占领阿富汗来巩固其在印度的统治,但遭到了英国殖民历史中最可怕的失败:约17000人的部队及其平民后勤人员全部被歼灭,运输队中唯一生还的成员是一名军医。1876年英国人占领了阿富汗以南的俾路支地区(Beludschistan)。当阿富汗的埃米尔谢尔·阿里(Emir Sher Ali)于1878年允许在喀布尔建立俄国而不是英国公使馆时,印度总督利顿勋爵(Lord Lytton)自作主张诉诸武力。谢尔·阿里在英国人取得第二次阿富汗战争的最初胜利后,逃往1867年以后被俄国控制的中亚地区。1879年5月他的儿子雅库布(Yakhub)汗同意在喀布尔设立英国公使馆。

近四个月后,即1879年9月3日,英国公使路易斯·卡维戈纳里爵士(Sir Louis Cavignari)和他的工作人员被哗变的阿富汗士兵杀害。英国的反应是军事上成功的一场惩罚行动。经过第三次阿富汗战争,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ch)穿过的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缓冲国,与英国有了密切渊源。英国在与沙皇帝国进行的又一场较量中占了上风。海上强国英国与陆地霸权俄国之间的对立却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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