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初为调解主教叙任权之争所做出的一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教会与世俗权力任何一方放弃了进一步尝试——让对方承认自己的宗主权。1302年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z VIII.)重申教廷的立场,即罗马教宗的地位高于所有领主。在针对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的诏书《一圣教谕》(Unam Sanctam)中写着:教宗手中有两把剑,一把教会之剑,一把俗世权力之剑,两把剑都在教会的掌控之下。区别仅在于教会之剑由教会自己使用,世俗权力手中的剑是在替教会使用。
教宗的挑战受到了处在形成期的新兴民族国家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最坚决回击。这两个国家严格限制了教宗对教会财产的税收,并进一步推动其“自己”教会的国有化。法兰西国王们甚至间或成功地让基督教首领成为实施法国政治的工具。1309~1377年,在“教会的巴比伦之囚”时期,教宗们居住在阿维尼翁(Avignon)(那里直到1347年还是那不勒斯王的正式封地,后来教宗克雷芒六世[Clemens VI.]把它买了下来);枢机主教团中的法国主教占多数。
神圣罗马帝国不能走国家教会之路,因为这条路会损害帝国的普遍权利,它会让各方诸侯付诸行动,在各自的领土上开始建立区域性教会,成为“自己诸侯国的教宗”。针对教宗们的俗世权力要求,以及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法兰西的局面,德意志皇帝的宣传帮手写出了纲领性宣言作为回应。但丁(Dante),作为皇帝亨利七世(Heinrichs VII.,1308~1313年在位)身边的政治作家,在其写于1310年左右的政论文《帝制论》(Monarchia)中认为帝国的任务是保障世界和平,而且对他而言帝国仍旧是罗马帝国。世俗君主不是教会任命的,他们在人权中享有自己的权利;皇权是直接神授的,帝国的历史比教会悠久。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von Padua)和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及经院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helm von Ockham)也进行了类似论证。作为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 皇帝(Ludwig der Bayer,1314~1347年在位)的政治盟友,他们二位提出了一个与教廷的“帝国传承”论相反的具有民主色彩的学说,此学说可以看作后来的主权在民思想的萌芽:公元800年罗马帝国从希腊人传给德国人,这并非像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zenz III.)在1202年的诏书中再次断言的,是罗马教宗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而是发生在罗马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然而但丁、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的威廉作为公关人员写到纸上的东西,只是纯粹的假说:中世纪后期的帝国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无法在政治层面实现其普遍权利要求。
相反,卓有成效的当属13世纪末和14世纪德意志神秘主义者——从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经海因里希·苏索(Heinrich Suso)到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对教会世俗化所给出的答案:转向内心。在出版于1929年,当年拥有很多读者的《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一书中,天主教德国哲学家阿洛伊斯·登普夫(Alois Dempf)把出现在德意志的深化和激活虔诚的斗争,解释为法兰西和英格兰“政治改革”的对应物,并称其为德国神秘主义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副作用,它把没有神职人员参与的虔诚变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 至少现在回溯起来应该说,神秘主义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而这位年轻的改革者知道该与哪些传统建立传承关系。
比德意志神秘主义要激进得多,并具有更多政治色彩的是各种宗教运动,它们与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年)和扬·胡斯(Jan Hus,约1370~1415年)的名字密不可分。威克里夫是位布道家,牛津大学教授,他和此前图尔的贝伦加尔一样否认了化质论(Transsubstantionslehre),根据该学说圣餐面包和酒变成了基督的肉与血。他质疑罗马教宗,像一个半世纪之后的路德一样反对圣者崇拜、贩卖赎罪券、朝圣、教会敛财、修道制度、禁止神父结婚以及所有非直接源于圣经的宗教教义和实践。在路德之前他就开始了把《圣经》翻译成民族语言的工作,并宣布信徒皆祭司。加尔文(Calvin)与他的观点在其中一点上相近,即能否得到救赎仅仅是个神圣宿命的问题。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