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新约圣经释经学中“非神话化”的创始人,称早期基督教为一种“合一现象”,除了犹太教和古希腊遗产外,希腊化文化也以多种形式潜入其中。在斯多葛学派的表述中希腊化文化早已不再多神,神与自然毋宁说是一体,人类是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用布尔特曼的话来说:“人试图理性地理解世界和自己,从而赢得自身的安全;他按照希腊传统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一种内在的神圣力量和一种理性的神圣法律统治着它。他确信,只要他把世界法则当作自己的本质法则来理解和肯定,懂得让自己融入宇宙,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那他就是安全的。”[6]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笔下的安提戈涅(Antigone)——俄狄浦斯(Ödipus)的女儿——正是按照这种不成文法行事的,这类律法代表着神圣的 世界秩序。她的叔叔底比斯国王克瑞翁(Kreon)明确禁止埋葬其兄波吕尼刻斯(Polyneikes)的遗体,她故意违规为其兄收尸,从而最终也走向死亡。在一场悲剧性冲突中,当个人的良知与共同体的法律发生矛盾时,前者拥有优先权:这是一次自然法的转折。后来,当使徒保罗抗议当时犹太人被转让的律法信仰时,可被视作上述转折的回声。
希腊化文化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灵智,它对早期基督教产生了影响并借其留存下来。与斯多葛学派的神不同,诺斯替(Gnosis)教的神是超验的,即超感觉世界;他是相对于黑暗的光,相对于谎言的真相,相对于低下的崇高。对于具体的人生而言,诺斯替教的神之重要性只在于,他帮助人摒弃非本质的、经验的自我,找到本质的自我。“解放只能作为拯救出现,”布尔特曼写道,“作为一种把人从他自身这座监狱中解放出来的拯救。”诺斯替的人类形成一个整体,但它是一个纯粹精神的、被神秘感知的整体,是非此世的。诺斯替教徒是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他既不需要牧区的别的教徒,亦不需要崇拜。冥想和陶醉是允许他提前得到救赎的手段。
此外对早期基督教产生过影响的还有:希腊化文化对命运的相信,东方对宇宙神——太阳神的崇拜,以及那些近东神秘宗教——它们让来自不同社会或文化背景的人产生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的感觉。早期的基督教社区,“非犹太裔基督徒”更甚于“犹太基督徒”,是宗教的熔炉。早期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了对一个上帝的信仰,他的旨意通过摩西和先知们启示给众人;但它与犹太教中所有那些违背耶稣所宣讲的新福音的慈善,以及那些仅仅属于外部律法领域的东西划清了界限。从神秘宗教中基督教接受了社区的神秘性和一些礼拜形式;从古希腊则学会了区分人与神的律法、柏拉图对内在人和外在人的区别以及他的神性理智逻各斯学说;自斯多葛学派接纳了人类是一个整体、成熟的自然法学说和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的理念;从基督教之前的诺斯替教学来了沉浸于自我、坚定不移地区分神与世界、光明和黑暗的隐喻以及对救赎的信心,后者也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犹太教中。相信通过弥赛亚人类可以得到救赎,意味着给历史设定一个目标:一种线性和末世的看问题角度,借此基督徒和他们之前的犹太人一样,彻底告别了希腊人认为历史永恒轮回呈周期性的思维。相反,基督教对上帝的三位一体的想象完全来自希腊化古代晚期的影响。三位一体(还不是新约,而是早期教会)的教义,即作为天地万物创造者的圣父、获得人身的圣子和对基督徒社团具有凝聚力的圣灵,此中均有新柏拉图主义有关太一观点的影子——精神与灵魂是神圣的流溢,也不乏诺斯替教所发展出来的神、意志与精神不可分割的理念。为了不让三位一体沦为三神论,而是能保持对一位上帝的信仰,这需要高度的辩证思维。倘若未经这些古老传统的思辨训练,教会的神父们很难成就如此辩证的神学。
尽管如此,基督教却并非仅仅是其他宗教与哲学思想流派的“杂糅”。其最关键的新意在于相信罪恶能够被宽恕,不是通过想要得到救赎的善意或善行,而是仅仅出于上帝的恩典。为了替世人赎罪,上帝的儿子——救世主牺牲在十字架上,他以此举承诺信徒在肉体死亡后可获永生:这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早期成功的原因。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宗教或世界观——如果我们遵循弗洛伊德的说法——能够像基督教这样来回应得到强化的内疚,这种负疚感是从亚当和夏娃那里继承来的原罪意识,此后罪孽又不断增加,越来越迫切地呼唤着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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