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个月前巴勒莫推翻政府之举不同,1848年2月七月王朝被推翻是一个具有欧洲意义的事件。它立即影响到莱茵河以东和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引起了一系列后续革命,它们一起构成一场打破国界的革命——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所正确概括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伟大的欧洲革命”。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并没有蔓延到整个欧洲。除了俄国的受保护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它对东南欧没有影响;在英国、瑞典和挪威只发生了微弱的直接影响。俄国与这场革命的接触仅限于,其于革命在中欧东部被镇压时起了极为主动的作用。革命地区包括法国、德意志、普鲁士波森大公国、哈布斯堡君主国、意大利,此外革命也以较轻的形式发生在荷兰与丹麦,这两个国家获得了自由宪法。瑞士的革命实际上在一年前就以独立联盟战争的形式进行了。
1848/1849年革命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追求自由宪法。此外德意志和意大利还有国家统一的目标。自由与统一,同时成为宪制和民族国家,这是一个比1789年革命更加雄心勃勃的纲领。法国当年已是一个民族国家——尽管它是一个前现代的专制国家——当时的革命是要把国家置于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让它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法制与宪制国家。仿佛这一自己选择的“统一与自由”的任务本身 对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来说还不够重似的,他们还必须面对其他阶层的诉求,这些阶层根本不想知道有教养和有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参政要求:一方面是农民,另一方面是工人。因此,不仅存在一种,而是至少存在两种社会问题,它们都是革命亟待解决的问题。
历史的比较让科塞勒克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地点定位具有说服力。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前史是法国的;对于1848年的革命而言发生在巴黎的二月事件顶多能被作为导火索,但不是原因。虽然各国的前史各不相同,但追求资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愿望却是具有连通性的标志。1789年的革命引起了具有革命效果的一系列战争,1848年之后则只有战争导致的革命了。然而1848年的革命都带有自发的性质,这些革命的欧洲内在联系所有参与者都知道。用科塞勒克的话来说:“欧洲虽然不是行动的主体,但它是相关主体,没有它的存在就无法理解那些单个过程。公路、铁路和电报在1848年之前就创建起相互关联的通信网络,该网络把那些单独的反抗像通过连通管一样连接在一起。”
一场新的法国革命后不久就会出现德意志革命,马克思在1844年初就已经预言过:“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四年后时机已经成熟:2月27日革命的星火迸过了莱茵河。这一天巴登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曼海姆集会,并向位于卡尔斯鲁厄的政府递交了请愿书。他们在其中要求新闻自由、陪审法庭、在所有德意志邦国中建立代议制政府和组建德意志议会。第二天,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议会议员海因里希·冯·加格恩提请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比较隐晦地——要求“任命邦联首脑”。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是同一块勋章上的两面,也是不久后在整个德意志提出的“三月要求”(Märzforderungen)的组成部分。
德意志三月革命前的温和自由派从前就不曾是革命者,1848年春他们也是不情愿地成为革命者,而且保持着他们觉得应有的谨慎态度。他们站到了一场运动的前列,如果缺乏受过教育和有财产的公民的适度影响,这场运动很容易被激进势力所左右。后者在3月1日就已经粉墨登场:在递交曼海姆请愿书时一群持枪者闯入巴登众议院的会议室。几天后,在博登湖和奥登林山之间农民开始大规模起义,一方面反对领主及其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也针对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许多地方犹太人的房屋被摧毁,里面的居民被赶走。
少数族群受迫害的起因是巴登众议院的一项决议——终于给予犹太人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许多村镇起而抗议,因为它们不认为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对许多贫困的犹太人进行现在所规定的照顾。传统的排犹和对旧的封建与新的财政负担的排斥混合成爆炸性力量。革命给予农村的社会抗议一种推力,而这种抗议则以革命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目标则完全违背革命本身的进步、自由和解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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