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3月几乎在整个德意志,旧内阁都被新的、所谓的“三月内阁”所取代,著名的自由派在其中成为领导力量。王位更迭只出现在慕尼黑,那里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因与爱尔兰舞者萝拉·蒙特斯(Lola Montez)的绯闻而威严扫地,在发生严重骚乱后不得不让位给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然而德意志革命的命运必须在两个大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来决定。1848年3月这两个国家的政府也进行了重组。在维也纳,大学生们联合工人和市民制造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斐迪南一世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们(首推奥地利大公路德维希[Erzherzog Ludwig]),最后包括意志薄弱的皇帝本人,做出了一项戏剧性的决定:3月13日梅特涅被迫辞职,他立即出逃流亡英国。
梅特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复辟时期的压迫政策,其政府倒台后,接手政权的是在“梅特涅体系”内走上仕途的大臣们,他们与前首相相比顶多可算是“自由派”。1848年4月25日,奥地利通过斐迪南一世“钦定”得到一部全国宪法,它是以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为榜样制定的,乍一看显得颇“自由”。但哈布斯堡帝国的第一部国家基本法是由皇帝强令颁布的,没有经过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代表的任何协商,因此在进步势力的眼中缺乏政治合法性。
5月中旬,大学生和无产阶级中的左翼以武力反对君主和其近臣的专制行为,从而让宫廷的态度有了表面上的转变:皇帝同意选举奥地利帝国国会,选举应该在平等的普选基础上进行,修改宪法之事留待由此产生的议会解决。实际上斐迪南的心腹顾问们只是想以此争取时间。在决心很快就以武力对抗革命的情况下,皇帝和他的家人经萨尔茨堡逃往因斯布鲁克,以便从那里组织抵抗发生革命的首都。
在维也纳,自从战斗打响后就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状态,确切地说是出现了双重统治:以弗朗茨·皮勒斯多夫(Franz Pillersdorf)为首的弱势政府的对手是由激进分子把持的安全委员会(Sicherheitsausschuß)。在愿意和解的约翰大公(Erzherzog Johann)——他是其侄子斐迪南皇帝不在期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斡旋下,6月中局面出现了一定缓和。他根据安全委员会的要求改组了政府。7月22日,不久前被选出的国会开会,除了匈牙利和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所有组成部分均有代表出席。与几乎一致支持政府的斯拉夫族议员相比,德意志人的代表占少数;甚至在维也纳(他们唯一的真正大本营),激进分子面对温和派也未能占上风。这种多数关系让政府在政治的核心问题上能够做出有利于执行机构的决定:国会同意皇帝有反对立法机构决议的绝对否决权。
1848年3月发生在奥地利的事对普鲁士产生了直接影响。柏林最初的骚乱发生在3月14日,当第二天梅特涅下台的消息传到普鲁士首都时,人们普遍兴奋的情绪更为升级。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试图通过3月18日颁布的两项诏令达到平息骚乱的目的:一是取消书报审查,二是承诺推动重组邦联政体,包括创建国家代表机制,并宣布在此过程中将普鲁士转型为法治国家。
当3月18日下午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前往王宫广场时,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大多数人是想向国王致敬,感谢他宣布进行势在必行的改革。但这些人一见到广场上数量众多的军队,气氛马上发生了变化。人们呼喊让部队撤走;士兵们奉命清场,这时开了两枪。人群认为遭到了国王的出卖,作为回应他们建起路障。
起义者与军方之间的战斗持续到3月19日清晨。完全没有军人素质的国王大为震惊,他在致“亲爱的柏林人”的文告中承诺,只要街垒被拆除,部队将撤离几乎所有街道和广场。实际上军队撤退得比腓特烈·威廉宣布的还要彻底。当国王在3月19日下午裸露头部向200多名死者(这些尸体是街垒战士们抬进王宫院子的)鞠躬致哀时,起义者更觉得自己是胜者。3月20日任命了一届新政府,尽管它是短命的。第二天国王被王子们、大臣和几位将领簇拥着,骑马穿过柏林市区。他和他的陪同们当时佩戴着黑红金三色臂章,这是德意志统一运动的标志性颜色。当着柏林大学学生们的面,腓特烈·威廉四世表达了如下意愿:带领德意志诸侯和全体人民获得国家统一。晚上他发表了《致吾民和德意志民族书》(Aufruf an mein Volk und an die deutsche Nation),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普鲁士从此将融解于德意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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