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4月23日,法国进行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临时政府原定于4月9日举行此选举,由于激进派的抗议推迟了两周。凡年满21岁并拥有法国国籍者均有选举权,参选率达到84%。选举中胜出的是温和派共和党人,他们获得了总共900个议席中的约500个。从前的君主主义者与正统主义者以及奥尔良派加在一起,得到约200个议席。自称为“山岳派”的民主左派占有80个议席。绝大多数议员来自中产阶级,其中约一半人从事自由职业。只有18位议员——根据他们自己提供的信息——是工人,其中6人是工长。
选举结束四天后,临时政府于1848年4月27日宣布废除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5月5日,制宪大会选举一个五人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力;5月11日,任命了新政府的部长,他们全部是温和派。然而极端左派领导人不愿接受选举结果和承认新的权力关系。5月15日,社会主义者在路易·布朗、奥古斯特·布朗基、弗朗索瓦·拉斯帕伊(François Raspail)和绰号“阿尔伯特”的工人马丁·亚历山大(Martin Alexandre)带领下,示威游行声援波兰的解放运动。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其真实目的是冲散新当选的国民议会,代表们当时正在波旁宫开会。在示威者们(多数为国立工场的工人)冲进那里后,一个领头者“以人民的名义”宣布国民议会被解散,政府被废黜。接着游行队伍前往巴黎市政厅,路易·布朗领导的新政府将在那里得到“人民”的批准。
准备不足的政变企图并未获得群众的支持,甚至没有得到广大参加游行的工人的支持,这些人参加示威仅仅是真诚地想要帮助波兰。借助国民卫队的帮助,占多数的温和派代表得以迅速恢复秩序。暴动的大部分主要责任人被逮捕并交付法庭审判,卢森堡宫的公共工程委员会负责人路易·布朗得以逃脱。5月16日,卢森堡宫的委员会被解散,第二天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镇压阿尔及利亚人起义的战斗中他就以强硬著称。
国立工场的命运可想而知:国民议会认为这种昂贵的尝试,即让失业者参加公共应急工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预演,必须立即停止。尤其是自从2月底国立工场开办以来,各省失业者大量拥向巴黎,以便在那里从事由国家支付工资(每天1法郎)的工作:5月在国立工场劳动的工人突破了魔幻数字10万。5月15日的示威抗议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这类国立工场,在温和派看来这是另一个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的理由。国民议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在6月达成一致意见,在三天之内关闭国立工场,恢复从前由地方济贫机构负责安排这些人的做法。国立工场的年轻人应该去服兵役,超过25岁的男性则要去治理法国西南部的大片沼泽地。
6月21日,该委员会就相应措施为行政部门撰写了一道法令。这引起了失去领导的巴黎无产阶级的愤慨。6月23日午间爆发了为期四天的起义,它以“六月战役”(Junischlacht)之名载入史册。参加战斗的不仅仅是国立工场的工人们,还有铁路员工和中小企业的雇员、小商人、熟练工以及许多女工和工人们的妻子。起义者数量估计总共达到4万至5万人。
托克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把这次起义称为一种奴隶起义。“它将打着社会主义理论烙印的二月革命引向极端高潮,甚或,它从前者脱胎而出,就像孩子离开母腹。它是工人们残酷和盲目但极具威力的尝试,试图把自己从困境中解放出来。人们告诉他们这种困境是非法压迫,他们要用暴力打通人们向他们许诺的通往幻想的幸福之路。”托克维尔毫无疑问地阐明,他认为哪种社会主义理论最错误与危险——蒲鲁东的学说,其最极端的句子是:财产就是盗窃。
自6月25日起,领导镇压起义工作的是国民议会的特命全权代表、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他的镇压手段与此前在法国殖民战争中对付阿尔及利亚人的一样残酷。受他调遣的队伍除了部分正规军外,还有“资产阶级”的国民卫队和由年轻的失业工人组成的别动队。当此前控制过巴黎大部分地区的起义工人于6月26日不得不投降时,起义者的伤亡人数达到4000,死亡的士兵为1600人,其中包括6名将领。大约有1500人被按紧急状态法处决,遭到逮捕的远远超过11000人,被判驱逐到阿尔及利亚的超过4000人。国民卫队中那些拒绝与工人作战的队伍被解除武装。6月28日,卡芬雅克向国民议会交回了赋予他的特命全权。同一天,国民议会选择这位战胜了无产阶级的赢者出任新创立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6月25日宣布的全法国的紧急状态在7月7日被无限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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