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代大不列颠的改革也关乎内政改革,确切地说是一种投票权的改革。1832年的选举法——第一改革法案,消除了一些特别明显的弊端,使有选举权的人数从大约50万上升到80多万。但新选举法依然保留了对有选举权之男性要有一定收入的限制,此外郡县和小城镇相对于大城市,英格兰和威尔士相对于苏格兰、爱尔兰仍然享有特权。1850年代,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试图对此现状进行一些谨慎的改革。1864/1865年同时创建了两个组织,它们均要求把选举权扩展到最广泛的阶层:先是全国改革联盟(die National Reform Union)作为反谷物法同盟的后续组织,后是比较激进的改革同盟(Reform League),工会也参与其中,以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在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支持下为妇女争取选举权。
1855~1865年这十年中,巴麦尊勋爵几乎连续不断地担任着自由派内阁的首脑,人们无法指望这段时间选举法能有什么实质性改变。历史学家沃尔夫冈·J.蒙森(Wolfgang J. Mommsen)将巴麦尊的时代称作“一种贵族统治的秋老虎”。其统治晚期的标志是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美国内战时巴麦尊站在南方一边,普丹战争他又同情丹麦,但这两次他都未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左右局势。此时英国内政已越来越多地由一个人来定夺,他不是“土地贵族”出身,而是来自中产阶层:曾经的托利党人威廉·格莱斯顿,1859年加入自由派阵营,在巴麦尊的第二届内阁中任财政大臣。人们可以期待,一旦议会多数赞成,他在选举权问题上敢为天下先。
1865年10月18日,在自由党下议院选举获胜一个季度后和其81岁生日两天前,巴麦尊去世。继任首相职位的是前外交大臣罗素勋爵。格莱斯顿仍任财政大臣,但同时成为“众议院领袖”,也就是自由党在下议院的领导者,从而变成执政党有话语权的政治家。1866年3月,在格莱斯顿的活动下内阁向下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草案,规定今后成年男性只要在城镇中每年至少纳税7英镑(而不是之前的10英镑),在郡乡中14英镑(而不是之前的50英镑)就将获得选举权。如果此法律生效,每四个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人拥有选举权。此前每五个人中才有一人有选举权。
然而提案一直是一纸空文,因为不仅保守党,而且以罗伯特·洛(Robert Lowe)和埃尔科勋爵(Lord Elcho)为首的自由党部分议员也怕计划中的选举权革新会阻碍自己当选。约翰·布赖特——理查德·科布登在反谷物法同盟中的长期伙伴,争取平等普选权的开路先锋和自由党下议院议会党团中的一名激进分子——把这40多位“持异议者”比喻为当先知撒母耳将牧羊人之子大卫膏为以色列王时,为了逃避扫罗国王的迫害躲进亚杜兰洞后聚集在他身旁的男人。《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2节中称他们为“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 。与保守党人一起,这些从此被叫作“亚杜兰分子”(Adullamiten) 的自由党反对派于4月12日强迫政府暂停辩论,直到政府就有争议的选区重划提交相关法案。这发生在5月7日,其后果是害怕因小选区合并而失去在下议院席位的自由党人数持续增长。1866年6月18日,政府遭受了致命打击:下议院以315∶304票的多数接受了保守的修正提案,通过在城市行政区以租金代替纳税的方式,再次提高了获得选举权的社会门槛。6月26日,罗素勋爵向维多利亚女王递交内阁辞呈。
继任者并没有如许多人所预期的,是由保守党和亚杜兰分子组成的联合政府,而是一个纯粹的保守内阁——德比勋爵(Lord Derby)挂帅,本杰明·迪斯雷利任财政大臣。迪斯雷利在几天前曾于幕后纵横捭阖,成为罗素政府下台的主要推手。然而,由于搞分裂的自由党人既不愿在他的领导下,也不愿在德比勋爵领导下参政,或是与保守党合并成一个党,组建一个保守的少数派政府就成了走出危机之唯一可行的方式。新内阁刚上台,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来自议会之外的:1866年7月底爆发持续数日的骚乱,成千上万愤怒的工人和其他“小人物”在伦敦的海德公园示威,要求获得平等的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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