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时,英国正在进行新一轮下议院选举,当时这样的选举过程要花几周时间。伦敦的报纸对波利尼亚克政府打压新闻自由进行了严厉谴责,公众相应地对巴黎人的迅速获胜欢欣鼓舞。法国自由主义的胜利在英国帮助了一个项目的支持者,这个项目成为整个竞选活动的焦点:让更广泛的人口获得选举权,从而彻底更新议会制度。
选举改革背后的推动力量是1829年底成立的“保护公权力伯明翰政治联盟”(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Rights)。其创始人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属于“激进派”,这些人想让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结盟,在选举权问题上他们 也暂时达到了目的。过去选举体系让乡村与城市相比占据优势,这部分基于一些或多或少虚构出的、几乎荒无人烟的“腐败选区”;地方要人可以利用金钱和权力左右选举,把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往往是近亲)送进下议院。1830年夏天选举中的这类舞弊勾当远远不如以往成功:凡是改革者有机会让受欢迎的竞选人参加竞选的地方,这些人都有很大机会获胜。
新下议院中赞成推行新的、更加公平的选举权的人因而比以前多。他们的第一个大成果就是撤换了保守的威灵顿内阁,该内阁拒绝在选举权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1830年11月上台的内阁是辉格党人格雷勋爵领导的。1831年3月的改革法案主要是由格雷勋爵的一位年轻助手罗素勋爵(Lord Russell)起草的,该法案将议会任期从七年缩短到五年,消除了“腐败选区”,并帮助全国较大城市(包括伦敦)和较大的郡在下议院获得更多代表席位。在城市选区业主、承租人和住户(后两类人只要每年缴纳10英镑租金)均有选举权;在乡村有选举权的业主的圈子稍有扩大。改革者们感到高兴,但因保守党的竭力反对,1831年3月22日下议院对法案进行二读时的结果却几乎势均力敌:302票赞成改革法案,301票反对。
因害怕在关键的第三读失败,格雷决定重新进行选举。1831年5月辉格党人获得了所期待的明确胜利。但法案能否生效还远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9月21日下议院虽然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法案,但1831年10月8日上议院以199票对158票否决了它。国内的愤慨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地方出现了暴力事件,10月底布里斯托(Bristol)甚至发生了冲击并焚烧市政厅和多所监狱的现象。许多观察家认为英国已处于革命的前夜。下议院在这时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格雷政府的 信任,其后果是:尽管在上议院遭到失败,内阁仍继续存在并坚持对选举权的改革。
当上议院在1832年5月8日决定推迟审议政府提出的一个新的、稍微温和一些的提案时,内阁只能通过任命新的、与政府观点一致的上议院议员才能得救。因为1830年起坐在宝座上的威廉四世(Wilhelm IV.)国王拒绝这么做,格雷辞职。这位君主然后委托超级保守的前任首相威灵顿公爵组阁。这样威廉就激化了矛盾,在众多公开集会上立即有人大声呼吁抗税,人们到处谈论着修建路障和人民起义。虽然阿特伍德激进派和他的盟友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仅是威胁说要发动革命,目的是最终促成选举改革,但暴力革命离1688年以后的英国从来没有像1832年5月这么近。
革命没有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有影响力的保守党人如罗伯特·皮尔拒绝执行违背民意的政策,另一方面普莱斯成功地呼吁人们从银行大批提现。由此引起的金融危机让威灵顿放弃组阁委托。5月18日威廉四世只得迈出不可避免的一步:他宣布同意任命新的上议院议员来帮助改革法案通过。这一消息足以促使上议院改变强硬态度:1832年6月4日,在三读时法案以106票对22票获得批准。三天后,它在国王同意后生效。
改革根本不意味着实现全国平等普选。它将选民人数从大约50万提高到80万,这样仍然只有少部分成年男性人口能够影响下议院的选举。(1830年前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约生活着1650万人。)从改革中受益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然而下议院的构成几乎反映不出 选举权的扩大:这里仍旧是小贵族说了算。尽管如此,改革法案仍形成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它证明政治精英有能力让传统旧体制逐步适应当前的挑战,从而使暴力革命失去土壤。改革防止革命:从1832年的选举法来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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