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和德意志邦联该如何对待发生在北意大利的战争,这个问题导致在德意志形成新的政治阵营。主张小德意志方案的自由主义者的结论相对一致,其中有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和格奥尔格·魏茨(Georg Waitz)。他们主张普鲁士支持奥地利,如果维也纳承认霍亨索伦国家在德意志非奥地利部分的军事政治领导权。相反,无条件支持和坚决反对普鲁士与奥地利并肩进行军事干预者则形形色色。力主普奥结成军事同盟的有老牌保守分子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拥护大德意志方案的民主党人贝内迪克特·瓦尔德克,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敌视哈布斯堡皇朝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和前德意志国民议会议长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后者当时已从赞成小德意志方案转变立场变为赞同大德意志方案。社会主义者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48年”民主党人阿诺德·卢格和路德维希·班贝格尔(Ludwig Bamberger),自由派政治评论家康斯坦丁·罗斯勒(Konstantin Rößler)以及普鲁士驻沙皇宫廷的大使奥托·冯·俾斯麦则主张改弦易辙反对奥地利,必要时与法国结成实际联盟。
在一封1859年5月5日写给摄政王的侍卫长——古斯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Gustav von Alvensleben)的密信中,俾斯麦陈述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普鲁士应该让“奥地利与法国鹬蚌相争之战激烈进行,然后我们就带着全部军队向南开拔,背包里装上界桩,把它们或者埋在博登湖畔,或者埋到新教信仰明显终止的地方”。被普鲁士“据为己有”的德意志人接下来会——俾斯麦如是说——乐于“为我们”而战,“特别是如果摄政王能够做个顺水人情,把普鲁士王国更名为德意志王国的话”。
费迪南·拉萨尔1825年出生在布雷斯劳一个犹太商人家中,受费希特的影响超过受黑格尔的。1848年起追随马克思,曾因煽动民众抗拒政府官员获罪,刑满释放后以自由政治评论家为业。在其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个民主的声音》(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中,他提出了完全类似的观点。奥地利体现着“反动原则”,而拿破仑三世毕竟不得不靠民主原则来实行领导,例如普选。普鲁士现在虽然无法按照腓特烈大帝的风格去征服奥地利的德意志各州并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但它却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光荣宣称:“拿破仑按照民族原则在南方重绘欧洲地图;好的,那我们在北方也这么做。拿破仑解放意大利,好,我们拿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没有哪个政权像拿破仑三世的这么妨碍革命了。所以革命的利益就是要打倒或至少削弱法国人的皇帝。因此恩格斯在其发表于1859年4月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Po und Rhein)中呼吁,损害敌人,对此不必进行道德反思,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 什么时候德意志真正统一了,它就还有机会去放弃“所有意大利的废物”。
德意志大国普鲁士在1859年战争期间所做的,或者更该说是没做的,令所有政治阵营同样失望。当柏林开始以“武装干涉”相威胁时,则为时已晚。对中欧的传统大国奥地利而言,失去伦巴第意味着一次沉重的失败。尽管1859年时没人知道,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威尼西亚还能维持多久,但认为这种拥有是牢靠的,那就过于自信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三年后,1815年和约奠定的秩序大厦中又一块石头滚落了,毫无疑问是以对奥地利不利的方式滚落的。
此外,维也纳的统治者还必须估计到,意大利的例子会被仿效。为了遏制这样的发展趋势,奥地利在1860年第二次尝试将自己改变为宪制国家。《十月文告》(Oktoberdiplom)让德意志和非德意志国王领地的贵族阶层成为一种联邦制帝国秩序的承载者,但这在匈牙利以及德意志-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中引发了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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