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一位德意志黑格尔派国家政治学家洛伦兹·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尝试:高度概括地对欧洲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下台这段时间的发展予以总结。在其三卷本《法国社会运动史》(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第一卷中,施泰因把1789年至1814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终止于1802年的法英《亚眠和约》,即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结束,这段时间对欧洲来说意味着让革命性的异物法国“简单出局”。“随着拿破仑的登场,第一阶段的争斗结束了。法国的运动战胜了来自机体其余部位的攻击,新法国成为公认的权力……《亚眠和约》所促成的事情的局面承认一个封建欧洲和一个公民法国,后者与欧洲其他国家有着根本区别,这样一来欧洲的和平就建立在一个绝对矛盾的基础上……因此,战争状态并没有因那个和约而消除,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战斗必须重新开始,但现在它有了新特点:法国开始不再(像迄今那样)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介入国家机制;从前的动荡元素,现在成为欧洲国家的构建元素。”
施泰因把1802年至1814年划为第二阶段,此阶段拿破仑治下的法国追求的是“让自己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存在”达到与欧洲“其他部分的趋同”,具体方式是通过秉承传统如建立帝国和引入帝国贵族。为了战胜拿破仑,其对手古老欧洲必须向新的社会元素开放自己。在1813年2月28日的《卡利什公告》中,俄国元帅库图佐夫向德意志人承诺了一种国家宪法;而1814年6月的《宪章》更是体现了一种努力——整合封建与公民力量。
《宪章》将拿破仑治下的国民经济社会(这种社会其实是违背社会意志产生的)变成了一个公民社会。“路易十八的复辟是与欧洲的和解,宪章则是与法国人民的讲和……宪章……正式承认欧洲本身脱离了封建社会的土壤,准备进入公民社会时代。此前靠法国以武力维持的东西,现在通过欧洲的外交成为自愿与自然的状态;路易十八的宪章标志着欧洲宪政时代的开始。”
从表面上看,随着《宪章》的制定,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再次产生一定的相似性。但法国以外的地方封建社会并未被消灭,而只是遭到了破坏,即使在法国,等级制与公民制两种秩序之间的较量也还远远没有结束。因此,1814年后仍在进行着“两种体系争夺统治权的生死存亡之战”。《宪章》仅仅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施泰因让此第三阶段结束于1830年的七月革命。
施泰因偏好将历史的走向归因于重要的普遍规律,这样他就夸大了某些被他强调的事件:拿破仑的“帝国贵族”在欧洲的意义没有他认为的那么重要,而《卡利什公告》也仅仅是一纸空文。尽管如此,施泰因清楚地认识到,若没有对1789年思想的让步,盟军也不可能战胜拿破仑,所以简单倒退回革命前的状态是行不通的。1814/1815年后,新旧两种秩序的关系已不再展现在法国与欧洲之间的征战中,而是体现在西欧所有国家中保守与进步势力的较量中。
对施泰因而言,拿破仑的统治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简直是不容忽视的。有一种更大的内在联系他却没有提及:1815年不仅广义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而且四十年前在北美开始的大西洋革命时代也结束了(并且在那里美国经过1812年至1814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才结束了自我确认的过程)。与施泰因不同,利奥波德·冯·兰克于1854年(《法国社会运动史》出版四年之后)在其讲座“论近代史分期”(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中——此为他当着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s II.)的面所做的演讲——用下面的话强调了北美独立战争的世界史意义:“北美人通过背离在英国通行的立宪原则创建了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以每个个人的法律关系为基础,一种新的权力从而进入世界。当这类思想找到适合它们的代表后,它们就奏效了。所以,与此相关一种共和倾向就来到这个罗马—日耳曼世界中。对君主们来说,这完全是拜乔治三世大臣们的倒行逆施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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