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并非所有保守的人都是政治浪漫主义者。1816年瑞士法学家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Karl Ludwig von Haller)出版了其六卷本《国家学说的复辟》(Restauration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一卷。这位伯尔尼贵族爽直地为“世袭国家”(Patrimonialstaat)辩护,这种国家的权力既不允许经由强大的自治城市,更不允许被1814年《宪章》规定的代议制所损害。这种国家全能性学说与政治浪漫派的想法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反之,并不是所有的政治浪漫派都保守。比如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他从1809年起在柏林担任归正宗三一教堂牧师,自1810年起担任新成立的柏林大学神学教授。1800年前后他属于柏林早期浪漫派圈子,其领军人物有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兄弟。这一时期他还鼎力支持犹太人的解放运动,并在几年后作为威廉·冯·洪堡的助手成为普鲁士教育改革家中的杰出一员。他将普鲁士和德意志的爱国热情结合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带有宗教彩色,但不是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意义上的政治宗教。作为热爱自由者施莱尔马赫不反对启蒙运动,在当时的政治谱系中他更应该被算作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派。[18]
威廉·冯·洪堡——短时间做过施莱尔马赫的上司——的政治立场是明确的:其1791年写就,60年后才发表的《有关界定国家作用的畅想》(Ideen zu einem Versuch,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bestimmen)是自由主义的前卫经典之作。“国家所要放弃的不外乎是对公民积极福利的各类关心,它唯一需要做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彼此和外敌的侵犯,它不得为了任何其他目的而限制他们的自由。”这是文章中一句关键的话。除了关乎安全,国家不应干涉任何事情;人越是自主,他越能进行自我教育。“自由提升力量,而比较强大总是带来一种自由度……为了确保公民的安全,国家仅仅必须禁止或限制那些没有他人同意或违背他们的意愿侵犯他人自由与财产,以及可能产生这类后果的行为。……因为国家不允许追求保护公民安全以外的其他目的,所以它也不能限制其他行为,除非这些行为违背这一终极目的。”
洪堡想给专制国家划出界限。他要求的自由是公民的自由,没有任何压迫和家长制作风的自由,而不是人民给自己一个政府的自由。相比于英国人长期以来,以及北美人和法国人自革命以来所享有的权利,洪堡在1791年的“畅想”可谓温和,是个很德意志的方案。当法国先是在雅各宾派掌权时,然后在拿破仑治下尝过强制的滋味后,那里也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洪堡的对自由的理解。贡斯当1814年的著作《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要讨论的不是民主,而是如何克服专制。作者所理解的专制是:“一个政府,其中唯一的法则是统治者的意愿。”这种制度是专制统治,它在所有能令人幸福的事情上对人进行迫害。专制意味着 强行一致,在这方面拿破仑不过是继承了罗伯斯庇尔的衣钵,后者亦被贡斯当称作暴君:“值得注意的是,强行一致在革命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被接受,尽管革命是以人权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
贡斯当所代表的后革命自由主义,寻找保护预防各种形式的暴政:篡位者的和大众的。对主权的限制,他于1815年在《政治原则》(Principes politiques)一书中写道,是通过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体的存在(l’indépendence et l’existence individuelle)实现的。“卢梭误解了这一真相,他的错误让‘社会契约’(人们往往援引它的有利于自由之处)成为种种专制的最可怕的辅助工具。”人民的主权也不是无限的,其限制在于正义和个人的权利。“全体人民的意志也无法把不公正的事变成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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