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对那些没有企图发生政变的国家亦产生了影响。1848年3月底马德里出现了大学生骚乱,但很快被王家军队镇压下去。其他一些地方的共和政变尝试——有些还有军官参与——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受欧洲革命影响的还有1849年春西班牙民主党的成立,其纲领与拉蒙·马利阿·纳尔瓦埃斯将军的“温和派”政府以及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明显不同,它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榜样,赞同民权原则。
在1830年时完全以革命面貌出现的比利时,法国二月革命的先例足以让执政的自由党向民主党人做出一系列让步。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1848年3月已经决定的选举资格门槛,规定了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这虽然还远远不等于实行平等的普选,但让少数有选举权的选民的百分比上升了70%。
在其北方邻国荷兰,改革派在1848年10月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革命事件的鼓舞下,成功地对1815年8月24日通过的十分保守的基本法进行了修订,这使得人们可以谈论一部新的、自由的宪法。此后通行的原则包括直接选举众议院,法律上的部长全责制;代表各等级的议会两院如今有权对国王的提案进行修订,任命调查委员会并每年通过有关国家预算的法案。无论是荷兰还是比利时,1848年都没有要爆发革命的迹象。政治体制的调整使这种风险更加渺茫。
若不是新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满足了“艾德丹麦人”之国家自由党的最主要要求——将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君主国的版图,丹麦很可能在1848年春要经历一场革命。随后与普鲁士的战争让全民族众志成城,内部的矛盾失去了其重要性。直到1848年8月《马尔默停战协议》后,国内的政治力量才转而致力于(国王也希望的)制宪工作。在10月制宪大会的选举中农民候选人尤其成功,他们曾经反对国王拥有任命制宪议会四分之一成员的权力。1849年5月25日,宪法获得通过,6月5日弗雷德里克七世签署了宪法。基本法把王国变为部长负责制的立宪君主国,它实行两院制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有年满30岁的品行端正的男性公民,只要他自立门户,都拥有选举权。
就在制宪大会制定宪法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再次白热化。1849年3月26日丹麦宣布《马尔默停战协议》作废;4月3日战端重启,普鲁士和法兰克福中央权力站在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方。普鲁士的军事胜利(7月其军队已抵达日德兰半岛),让英国、俄国和法国向柏林大力施压,和前一年一样普鲁士再次妥协。1849年7月10日丹麦和普鲁士第二次签订《停战协定》,中断的和谈得以继续。丹麦不仅可以确信能得到俄国和英国的特别关照,它还有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同情,最重要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它能获得这些国家的军事援助:早在1848年3月,瑞典和挪威共主邦联国王奥斯卡一世(Oskar I.)就与丹麦结盟,并向菲英岛(Fünen)派出6000名士兵。
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对瑞典和挪威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的。1848年3月斯德哥尔摩工人暴动,警察和军队进行了血腥镇压,约30名参与者丧生。在自由派强烈要求下,4月10日国王罢免了先前的保守党大臣,只有一人留任,取代他们的是政治上进步的人士。新政府在起草一份议会改革方案,其内容包括等级制的帝国议会转型为两院制议会,以及极大限制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表决应在1850年的下届国会进行。坚定的自由党人感到失望,但舆论对“红色”革命充满恐惧,以致公众对修订1809年的“统治形式”兴趣不大。
在1850年的帝国议会上只有市民等级同意改革法案,小贵族、贵族和农民以及国王都拒绝改革。瑞典必须等到1866年,奥斯卡的儿子卡尔十五世(Karl XV.)才以“国会秩序”的形式让国家拥有了一部宪法,实行两院制,扩大选举权,但与财产及纳税状况挂钩。瑞典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在当时的欧洲与众不同的是,农民在议会中掌握着话语权。
挪威的自由和民主力量密切关注着1848年3月和4月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事件,以及此前的巴黎二月革命。3月在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此前和此后的奥斯陆,发生亲政府的大学生示威集会和工匠及店主们的反示威集会,斗争的焦点是被取消的星期天工作是否该恢复。国王任命的郡督随后威胁要动用军队,从而迅速平定了骚乱。4月19日政府改组,两位新大臣拥有自由派和农民反对派的信任,当然这两派追求的目标不同:农民主要关心的是乡镇民主和对中央权力影响力的限制,资产阶级自由派则要求实行议会制。首都居民的情绪此时已经非常反对革命,以致挪威议会中的温和多数派放弃了敦促国王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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