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只是意大利三种分裂之一,这些分裂从意大利民族国家创建起就给这个国家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另外两种分别是北方和南方之间以及有选举权和无选举权的意大利人之间的对立。首次公开和广泛对“意大利南方”问题进行讨论是在1870年代的后半期。从前的“南方人”,如作家西德尼·索尼诺(Sidney Sonnino)、莱奥波尔多·弗兰凯蒂(Leopoldo Franchetti)和帕斯夸莱·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等最早指出,南方社会结构的欠发达是几百年封建剥削和粗放经营的农业造成的。20世纪初焦斯蒂诺·福尔图纳托(Giustino Fortunato)则又进了一步:由于民族国家形成关税同盟,天然贫穷、以农业为主的南方被富庶的工业化北方在一定程度上殖民地化了。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1926年首次认为南方没有进行土地革命是复兴运动的巨大失败。以朱塞佩·加拉西(Giuseppe Galassi)和罗萨里奥·罗密欧(Rosario Romeo)为首所进行的晚近社会史研究与葛兰西的意见相左。他们指出,恰恰是同情加里波第的小资产阶级成为土地革命的坚定反对者,而南方的农民则彻底拒绝新的国家。自由派精英必须全然强迫南方接受的民族国家的创立,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克服落后状态的先决条件——当然只是一个必要但尚不充分的条件。
与德国做个比较不无裨益:那里没有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差异,而是西方和东方的。工业化的西部面对的是农业化的东部,西部和南部的庄园制与自耕农经济面对的是东北部的农场领主制,那里少数骑士采邑主雇用了大量农场工人。在意大利掌权的萨伏依王朝代表的是工业发达的北方;霍亨索伦家族的主要产业在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区,但自1815年以来他们也统治着工业发达的德意志西部地区。从那时起普鲁士被迫成为西部与东部之间的平衡力量。国家疏忽落后的东部,这在统一的德国是不可想象的;在统一后的意大利,南部的落后是打着数百年异族(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西班牙波旁王朝)压迫的烙印的。
异族统治也是原因之一。为什么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无法和其他王朝结成长期盟友,让它们参与民族国家的构建?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中部意大利靠北的哈布斯堡皇朝在民众中从未得到过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或萨克森的韦廷王朝所获得的支持。1866年没有被推翻的王朝,在德意志都参与了民族国家的创建和民族的形成。在意大利创建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就是剥夺所有非皮埃蒙特统治者的权力。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意大利就不可能建立德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实际上独一无二的选择只能是中央集权的解决方案。
1870年代以来北部和南部的经济剪刀差越来越大。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之后引发了全欧经济危机,在意大利和其他欧陆国家一样,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的呼声越来越响亮。1878年的关税率迎合了 保护主义者的愿望并令意大利北部的重工业发展受益。几乎仅有农业经济的南方与北部和中部的差距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其他国家的保护性关税以及1880年代以来从北美进口粮食,后者能够实现有赖于铁路网在美国的扩张和大西洋两岸间的航运发展。意大利南方陷入的经济衰退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在本地找不到工作和充足的食物,无数南部意大利人前往工业化和相对繁荣的北方或移居海外,特别是去美国和阿根廷。1886~1890年,意大利每年因移民减少的人口约22万。
统一战争后北方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独立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产生。直到1871年绝大多数产业工人都站在马志尼一边。但当他们的偶像在新的《罗马人民报》(La Roma del Popolo)上尖锐攻击巴黎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时,许多人像加里波第一样离开了马志尼并转向国际工人协会。在该协会内部,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如安德烈亚·科斯塔(Andrea Costa)、恩里科·马勒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和卡洛·卡菲罗(Carlo Cafiero)的立场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派,后者在1868年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随后与马克思闹翻,1872年他与自己的追随者被协会开除。与西班牙和瑞士法语地区的支部一样,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支部也有3万多成员积极参加了1873年9月新创建的以巴枯宁为首的反权威主义国际:这种分裂行为也促成一个事实,即第一国际于1876年7月在费城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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